这篇谈谈河北，也谈谈高适，角度比较宏观。
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不断深入发掘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安史之乱前，这段恢弘而壮阔历史感觉敬畏。
没错，就是敬畏。
因为无知的人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所知道的就是真实，但实际上，白字黑字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上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宋朝士大夫们编出来的。
所以我想通过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史书的只字片语会造假，但历史脉络和数不清的对应文物，民风民俗则不会。
这篇要说的是：
高适这个人，就是当时河北士子的一个缩影。他的命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跟大唐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谁都知道，河北在开元天宝年间，甚至是在唐代前期，是处于被歧视状态的。
这种歧视，是全面，持久，呈制度性的。
从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开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关陇贵族，是大唐执政阶层的基本盘。虽然太宗身边山东豪强不少，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被“吸收”到关陇贵族当中。
比如说颜真卿的祖先。
虽然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河北抗击安史叛军很卖力，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再次提醒一句：他们家五代以上的祖先，就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长安官僚阶层了。
抛开个人情怀不谈，他们在河北担任刺史不抗击安史叛军，难道还能跟对方同流合污不成？
就算自己想，家族出身也不允许啊！
这個事情，撂在高适身上也是一样。
开元二十三年以前，高适的生活可谓坎坷，官路不通，只能去幽燕混资历。像他这样的河北士子，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变成了给安史叛军出谋划策的人物，乃至后面河朔三镇的节度府中亦是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毕竟，不是每个文人都是诗人，都有诗才。但每个文人都要谋生都要吃饭。李唐朝廷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便只能跟着安禄山这帮人混下去。
当时的士人，已经分出了“清流官”与“浊流官”。河北的士子，入浊流官还是可以的，而且也不必通过科举。但入清流官，是想也别想了。
所谓清流官，就是权力大，事情少，动嘴皮子离皇帝近。这些官职被宋朝士大夫修史书时记录得清清楚楚。
反倒是那些数量庞大的浊流官名称，已经绝大部分遗失，而且并未记载在典籍中，只有依靠后世近现代考古，才逐渐发掘出了一部分。
这些人常常做着非常具体又技术性的工作，依附于刺史或者节度使。一旦刺史调任，那么这些人就会马上失业。他们是官有品级，却又被清流官员所鄙夷和排斥。
高适前期就是在这样的官职中轮转，不知道担任过多少任官职，反正长安的那些贵人们也不怎么在意。
高适有诗才，开元二十三年开始考科举，不过显而易见的，他不可能考上。这个就跟本书主角方重勇，将来躺着考科举都能考上的原因完全一样。
那时候，一个人的出身，就已然决定了他的前途。徒劳的努力，或许老天能看到，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出身决定命运，手腕影响格局，就这么现实啊。
我特别鄙视那种唐代历史小说，主角没有出身就能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这个时代的严苛与刻薄，远远超过了后人们的想象。
说得更残酷一点，贵人家中的奴仆，就算他推石磨已经推到石磨冒烟，磨出来的面粉堆积如山。即便这样的努力，能改变他作为奴仆的命运么？大概是不能的吧。
那时候的人看待这件事习以为常，在我们这些后辈们看来，其实过于残酷了。
方重勇就像是在高铁上跑步，而高适则是靠自己的双腿去跑，结果是注定了的。
他是河北人，河北世家出身，有这一条就够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天宝八载，高适都在不断的拓展人脉，往长安的圈子里面挤，只是没闹出什么动静。
一直到这一年，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高适为有道科，三伏至长安，授封丘尉。
县尉是士子们走清流官的起点，当然，是比较差的起点。白居易入仕时的“校书郎”才是高起点，京官清贵，事情少假期多还不会被惩罚，算是士族阶层的保留地，他们严密控制了校书郎职务的分发。
当然，高适这才算真正的入仕为官了，只是起点低，被鄙视（不好理解的话，看做捡贵人丢骨头的野狗就好懂了），管的都是“俗物”。
对政局与时局有着敏锐观察的高适，辞官回长安，去河西幕府寻找机会，并受到哥舒翰的赏识。
话说回来，倒腾来倒腾去，其实高适一直都在圈外原地打转。统治阶层的核心，他从来不曾触碰过，甚至连路都没摸到。
残酷吧。
高适的命运转折，来自安史之乱。
没错，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他这辈子也就那样了，绝不可能有什么机会，一丝一毫都不会有。
高适开始了他的政治投资。
从前在基层拼死拼活的干，都远不如在李隆基李亨父子落难时跪舔。
这并不可笑，却很可悲，也很可怜。
李亨看到了河北士族的“统战价值”，高适这个典型，可以最大限度的抵消叛军反叛的合法性。起码，是竖起一面旗帜，号召河北士族不与安史叛军合作，朝廷这边给河北士族留了位置。
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
这或许也是高适唯一值得大说特说的事情，以我的视角来说。
安史之乱后中晚唐的发展，无不印证着：一个又一个河北“高适”站起来了。
河北世家的“长安梦”，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实现了。中晚唐的长安，河北世家子弟轮流为相。
当然了，为了方便将来被黄巢一锅端，他们也都搬迁到长安和洛阳附近居住。
这些人与唐庭达成了战略合作，那自然会失去河北基层的支持。于是河北开始结社泛滥，牙兵崛起，基层互保，顺便在一次次斗争中架空了节度使。
唐庭不但没有统治河北，反倒是让河北世家与河北基层隔绝，失去了河北本地的话语权。
高适个人的努力，在时代的大浪潮面前，是那样的渺小，不值一提。
反倒是印证了“顺时代潮流而动则兴，逆时代潮流而动则亡”的铁律。
而李白的命运——商人阶层谈什么官运，自从他不愿意当李隆基的铁杆舔狗以后，就堵死了自己的官路，不提也罢。
封建社会啊，大家随便想想就好了，可千万别去向往。
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不断深入发掘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安史之乱前，这段恢弘而壮阔历史感觉敬畏。
没错，就是敬畏。
因为无知的人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所知道的就是真实，但实际上，白字黑字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上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宋朝士大夫们编出来的。
所以我想通过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
史书的只字片语会造假，但历史脉络和数不清的对应文物，民风民俗则不会。
这篇要说的是：
高适这个人，就是当时河北士子的一个缩影。他的命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跟大唐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谁都知道，河北在开元天宝年间，甚至是在唐代前期，是处于被歧视状态的。
这种歧视，是全面，持久，呈制度性的。
从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开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关陇贵族，是大唐执政阶层的基本盘。虽然太宗身边山东豪强不少，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被“吸收”到关陇贵族当中。
比如说颜真卿的祖先。
虽然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河北抗击安史叛军很卖力，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再次提醒一句：他们家五代以上的祖先，就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长安官僚阶层了。
抛开个人情怀不谈，他们在河北担任刺史不抗击安史叛军，难道还能跟对方同流合污不成？
就算自己想，家族出身也不允许啊！
这個事情，撂在高适身上也是一样。
开元二十三年以前，高适的生活可谓坎坷，官路不通，只能去幽燕混资历。像他这样的河北士子，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变成了给安史叛军出谋划策的人物，乃至后面河朔三镇的节度府中亦是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毕竟，不是每个文人都是诗人，都有诗才。但每个文人都要谋生都要吃饭。李唐朝廷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便只能跟着安禄山这帮人混下去。
当时的士人，已经分出了“清流官”与“浊流官”。河北的士子，入浊流官还是可以的，而且也不必通过科举。但入清流官，是想也别想了。
所谓清流官，就是权力大，事情少，动嘴皮子离皇帝近。这些官职被宋朝士大夫修史书时记录得清清楚楚。
反倒是那些数量庞大的浊流官名称，已经绝大部分遗失，而且并未记载在典籍中，只有依靠后世近现代考古，才逐渐发掘出了一部分。
这些人常常做着非常具体又技术性的工作，依附于刺史或者节度使。一旦刺史调任，那么这些人就会马上失业。他们是官有品级，却又被清流官员所鄙夷和排斥。
高适前期就是在这样的官职中轮转，不知道担任过多少任官职，反正长安的那些贵人们也不怎么在意。
高适有诗才，开元二十三年开始考科举，不过显而易见的，他不可能考上。这个就跟本书主角方重勇，将来躺着考科举都能考上的原因完全一样。
那时候，一个人的出身，就已然决定了他的前途。徒劳的努力，或许老天能看到，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出身决定命运，手腕影响格局，就这么现实啊。
我特别鄙视那种唐代历史小说，主角没有出身就能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这个时代的严苛与刻薄，远远超过了后人们的想象。
说得更残酷一点，贵人家中的奴仆，就算他推石磨已经推到石磨冒烟，磨出来的面粉堆积如山。即便这样的努力，能改变他作为奴仆的命运么？大概是不能的吧。
那时候的人看待这件事习以为常，在我们这些后辈们看来，其实过于残酷了。
方重勇就像是在高铁上跑步，而高适则是靠自己的双腿去跑，结果是注定了的。
他是河北人，河北世家出身，有这一条就够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天宝八载，高适都在不断的拓展人脉，往长安的圈子里面挤，只是没闹出什么动静。
一直到这一年，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高适为有道科，三伏至长安，授封丘尉。
县尉是士子们走清流官的起点，当然，是比较差的起点。白居易入仕时的“校书郎”才是高起点，京官清贵，事情少假期多还不会被惩罚，算是士族阶层的保留地，他们严密控制了校书郎职务的分发。
当然，高适这才算真正的入仕为官了，只是起点低，被鄙视（不好理解的话，看做捡贵人丢骨头的野狗就好懂了），管的都是“俗物”。
对政局与时局有着敏锐观察的高适，辞官回长安，去河西幕府寻找机会，并受到哥舒翰的赏识。
话说回来，倒腾来倒腾去，其实高适一直都在圈外原地打转。统治阶层的核心，他从来不曾触碰过，甚至连路都没摸到。
残酷吧。
高适的命运转折，来自安史之乱。
没错，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他这辈子也就那样了，绝不可能有什么机会，一丝一毫都不会有。
高适开始了他的政治投资。
从前在基层拼死拼活的干，都远不如在李隆基李亨父子落难时跪舔。
这并不可笑，却很可悲，也很可怜。
李亨看到了河北士族的“统战价值”，高适这个典型，可以最大限度的抵消叛军反叛的合法性。起码，是竖起一面旗帜，号召河北士族不与安史叛军合作，朝廷这边给河北士族留了位置。
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
这或许也是高适唯一值得大说特说的事情，以我的视角来说。
安史之乱后中晚唐的发展，无不印证着：一个又一个河北“高适”站起来了。
河北世家的“长安梦”，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实现了。中晚唐的长安，河北世家子弟轮流为相。
当然了，为了方便将来被黄巢一锅端，他们也都搬迁到长安和洛阳附近居住。
这些人与唐庭达成了战略合作，那自然会失去河北基层的支持。于是河北开始结社泛滥，牙兵崛起，基层互保，顺便在一次次斗争中架空了节度使。
唐庭不但没有统治河北，反倒是让河北世家与河北基层隔绝，失去了河北本地的话语权。
高适个人的努力，在时代的大浪潮面前，是那样的渺小，不值一提。
反倒是印证了“顺时代潮流而动则兴，逆时代潮流而动则亡”的铁律。
而李白的命运——商人阶层谈什么官运，自从他不愿意当李隆基的铁杆舔狗以后，就堵死了自己的官路，不提也罢。
封建社会啊，大家随便想想就好了，可千万别去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