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3月28日，伊斯坦布尔。
在近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数轮社会变革，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接连败于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手里以后，为了生存起见，以欧洲冲击所引起的的民族危机为契机，从而掀起了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帷幕，并且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得不从齐国引进大量的先进武器，同时，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也聘请了一些齐国的顾问，并且不论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允许构成近代国家及军队基础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制度的传入。
另外，作为东方文明典范的汉洲大陆，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许多任人挑选的各种世俗化理论，如宗教自由思潮、爱国主义思想、科学理论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索东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外交公使和驻外武官。
久而久之，这些东方的思想和见闻与来自欧洲的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后，便有了通向奥斯曼帝国变革的道路，给予了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以新的动力和方向，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革命。
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变革的政治联盟基础比较薄弱，并没有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开明人物在那里孤军奋战。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也比较恶劣，表现为资源相对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尚不发达，官员贪腐严重，还有国际商业竞争能力极差。
尤其是真神教传统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双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内容，如崇古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教合一的传统等相互推进，形成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强韧防线。而另一部分内容，如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等，则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早期社会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动因。
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早期，它是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随着齐国的迅速崛起，并随之确立了环印度洋霸权后，奥斯曼帝国的目光便不由投向东方，开始向这个从始至终都力挺自己的准盟友学习，借鉴和参考他们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反映到帝国统治者阶层，表现为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尝试。
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社会的变革，借鉴欧洲的先进经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计划。
然而，几次不成功的改革，不仅丝毫没有挽回帝国的颓势，反而在面对欧洲联军的进攻时，一败再败，逐渐丧失了对欧洲各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使得帝国全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开始试着转向齐国，从汉洲引进教师和学校，并派遣少许留学生——主要是军事方面，到汉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通译局，翻译来自东方的书籍。这样作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群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东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欧洲各国的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治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民族工业。
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不论是从欧洲的学习，还是从汉洲的探索和借鉴，只是学习他们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对方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反思常常是灾难发生后的副产品。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
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惨败后，丧失了大量欧洲领土，都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真神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
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便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本世纪，尽管在军事上有齐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欧洲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却又相互交往甚密，具体表现在欧洲国家可以陈兵奥斯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可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可根据改革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
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联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欧洲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东方。
因此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社会改革是从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例如，奥斯曼帝国两度耻辱地败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事实，以及齐国由一个弱小疲敝的小国，接连击败荷兰人和英格兰人，迅速崛起为印度洋霸主，并在对莫卧儿帝国战争中，轻松取胜，这个事例告诉人们，只要认真地学习齐国，推行社会改革全面进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奥斯曼帝国摆脱贫弱，再度成为它的敌人的强大威胁者。
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
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齐国的建业、大兴、临淄等城市增设帝国领事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切莱比·穆罕默德为全权访齐大使，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对齐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学习，要求他详细地研究齐国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的军事学校培训制度。
早在1708年，时任齐国驻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团负责人的张昭训，曾经向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过一项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建立外国士兵军官团的计划，但毫无结果。1715年，齐国建议，帝国派遣更多的军事留学生前往汉洲进行学习和深造，以切实掌握先进的军事理念和作战方法。
大维齐易卜拉欣上任后，立即将上述曾被前任大维齐否决的建议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先后有四批共计三百多名优秀青年军官乘船前往汉洲。同时，在帝国的军队中，有更多的齐国专业军人任职部队主官，而不再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随军参谋。
一些曾经留学汉洲的军官就齐国军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齐国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全面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易卜拉欣主政期间，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
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真神教徒就已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人西方，促进了真神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
他们认为印刷真神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真神教国家的一个传统。
这个时期，不论是东方大陆，还是欧洲西方国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齐国先进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子和抄书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真神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真神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齐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
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向东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齐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热衷于饮用茶叶，欣赏东方戏剧歌舞表演。
对于游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齐国学者，争相邀请，与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他们甚至还醉心于东方的山水泼墨画和东方风格的建筑。修建东方风格的公园，使用东方样式的家具，模仿东方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另类时尚。
连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东方古典式宫殿。为了更多了解东方和学习东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汉洲，受命对齐国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
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齐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繁荣的市井文化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之役后，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齐国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齐国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
但是，去年奥地利人突然撕毁了双方之间签订的合约，悍然发动对帝国的入侵，使得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被打断了。
就在帝国调集更多的军力前往瓦拉几亚地区，与奥地利人展开武装对峙之际，伊斯坦布尔依然处于歌舞升平的状态，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正在为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即将举行的春季庆典（即郁金香庆典）而忙碌着，大维齐易卜拉欣正在思量着哪些官员进贡的礼物太少，而将其无情地汰换，城里的耶尼切里军团（奥斯曼近卫军）士兵在下职后，勾肩搭背地相携去某个地下酒馆疯狂发泄。
而这浮华背后，却隐藏着深沉的危机，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在酝酿和发酵。无数的人开始躁动，开始厌倦这令人不安的变革，也在开始试图改变这一切。
夜幕下，一名年轻的耶尼切里军官站在齐国军事参谋团驻地的大门外徘徊良久，内心处于激烈地挣扎当中。最终咬了咬牙，神情毅然地走进大门，寻到齐国参谋团负责人。
“耶尼切里军团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政变，他们要杀死大维齐，废黜素丹陛下。”
那名耶尼切里军官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抬头看着在座的数名齐国军官，面色惶然地说道。
——
(本章完)
在近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数轮社会变革，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接连败于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手里以后，为了生存起见，以欧洲冲击所引起的的民族危机为契机，从而掀起了社会变革历史进程的帷幕，并且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得不从齐国引进大量的先进武器，同时，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也聘请了一些齐国的顾问，并且不论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允许构成近代国家及军队基础的那一切新思潮和新制度的传入。
另外，作为东方文明典范的汉洲大陆，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许多任人挑选的各种世俗化理论，如宗教自由思潮、爱国主义思想、科学理论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都深深地感染了那些前去探索东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外交公使和驻外武官。
久而久之，这些东方的思想和见闻与来自欧洲的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后，便有了通向奥斯曼帝国变革的道路，给予了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以新的动力和方向，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革命。
奥斯曼帝国早期社会变革的政治联盟基础比较薄弱，并没有广泛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积极参加，仅是依靠一些盛世末年的开明人物在那里孤军奋战。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也比较恶劣，表现为资源相对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尚不发达，官员贪腐严重，还有国际商业竞争能力极差。
尤其是真神教传统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挥着双向功能。它的一部分内容，如崇古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政教合一的传统等相互推进，形成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强韧防线。而另一部分内容，如变易意识、自强意识、民本主义等，则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早期社会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动因。
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早期，它是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是以向西方社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六十多年前，随着齐国的迅速崛起，并随之确立了环印度洋霸权后，奥斯曼帝国的目光便不由投向东方，开始向这个从始至终都力挺自己的准盟友学习，借鉴和参考他们是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反映到帝国统治者阶层，表现为一系列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社会改革的尝试。
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社会的变革，借鉴欧洲的先进经验，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现代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并重视能生产现代武器的科学技术，最终实现基于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计划。
然而，几次不成功的改革，不仅丝毫没有挽回帝国的颓势，反而在面对欧洲联军的进攻时，一败再败，逐渐丧失了对欧洲各国的军事领先优势，使得帝国全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开始试着转向齐国，从汉洲引进教师和学校，并派遣少许留学生——主要是军事方面，到汉洲去学习语言、科学和政治，他们设立通译局，翻译来自东方的书籍。这样作的最终结果，是在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群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亲东方色彩的新阶级、新社会阶层的存在。
应该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了回应欧洲各国的挑战，以及对帝国统治集团利益和地位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为了缓解长期的封建神权统治所积蓄的社会压力和全面发展民族工业。
换句话说，这种改革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不论是从欧洲的学习，还是从汉洲的探索和借鉴，只是学习他们先进的器物，而不是去学习对方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的高度，反过来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高度。因此，奥斯曼帝国早期的社会变革，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特征。
反思常常是灾难发生后的副产品。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
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惨败后，丧失了大量欧洲领土，都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真神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
奥斯曼人在历史上曾经学习与模仿过西方军事和航海方面的某些先进技术，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借鉴过西方的经验。但是，他们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到15世纪以后，便逐渐地减退了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转换创新更是微乎其微。
到了本世纪，尽管在军事上有齐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扶助，但奥斯曼人同西方的差距却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都大。也就是说，一方面奥斯曼人与欧洲在科学技术、文化、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奥斯曼人却相对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双方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却又相互交往甚密，具体表现在欧洲国家可以陈兵奥斯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可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社会改革，可根据改革的主要内容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
例如1623年至1646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拉德四世和1656年至1661年掌权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
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欧洲联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尤其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欧洲的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东方。
因此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社会改革是从军队近代化的尝试中启动的。例如，奥斯曼帝国两度耻辱地败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事实，以及齐国由一个弱小疲敝的小国，接连击败荷兰人和英格兰人，迅速崛起为印度洋霸主，并在对莫卧儿帝国战争中，轻松取胜，这个事例告诉人们，只要认真地学习齐国，推行社会改革全面进行的方案，便有可能使得奥斯曼帝国摆脱贫弱，再度成为它的敌人的强大威胁者。
因此，赞成这种社会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于1718年上台当上了大维齐之后，同年6月，他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欧洲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
他首先下令于1719年在齐国的建业、大兴、临淄等城市增设帝国领事馆，并于1721年任命热衷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切莱比·穆罕默德为全权访齐大使，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对齐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学习，要求他详细地研究齐国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的军事学校培训制度。
早在1708年，时任齐国驻奥斯曼帝国参谋军团负责人的张昭训，曾经向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过一项关于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建立外国士兵军官团的计划，但毫无结果。1715年，齐国建议，帝国派遣更多的军事留学生前往汉洲进行学习和深造，以切实掌握先进的军事理念和作战方法。
大维齐易卜拉欣上任后，立即将上述曾被前任大维齐否决的建议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先后有四批共计三百多名优秀青年军官乘船前往汉洲。同时，在帝国的军队中，有更多的齐国专业军人任职部队主官，而不再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随军参谋。
一些曾经留学汉洲的军官就齐国军队，以及有关这些部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齐国军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全面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易卜拉欣主政期间，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
人所共知，早在8世纪中叶，真神教徒就已将中国的造纸术欣然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将其传人西方，促进了真神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但对于同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的印刷术却嗤之以鼻，一直拒之门外。
他们认为印刷真神教书籍有损于其神圣性。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宗教铭文作为依据，但禁止印刷术的使用仍然成为了真神教国家的一个传统。
这个时期，不论是东方大陆，还是欧洲西方国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其速度之慢，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齐国先进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子和抄书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定。例如由帝国真神教教长阿布杜拉发布的通令规定，使用印刷术的范围是，只准人们印刷真神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
1722年6月，素丹下令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第一家使用突厥文的印刷所，在齐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出版突厥文的各种书籍。
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一经采用，对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显示出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促进奥斯曼帝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向东方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齐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杜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开始热衷于饮用茶叶，欣赏东方戏剧歌舞表演。
对于游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齐国学者，争相邀请，与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他们甚至还醉心于东方的山水泼墨画和东方风格的建筑。修建东方风格的公园，使用东方样式的家具，模仿东方的室内装饰等，一时便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另类时尚。
连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东方古典式宫殿。为了更多了解东方和学习东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汉洲，受命对齐国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
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齐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繁荣的市井文化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贝尔格莱德之役后，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齐国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齐国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
但是，去年奥地利人突然撕毁了双方之间签订的合约，悍然发动对帝国的入侵，使得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被打断了。
就在帝国调集更多的军力前往瓦拉几亚地区，与奥地利人展开武装对峙之际，伊斯坦布尔依然处于歌舞升平的状态，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正在为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即将举行的春季庆典（即郁金香庆典）而忙碌着，大维齐易卜拉欣正在思量着哪些官员进贡的礼物太少，而将其无情地汰换，城里的耶尼切里军团（奥斯曼近卫军）士兵在下职后，勾肩搭背地相携去某个地下酒馆疯狂发泄。
而这浮华背后，却隐藏着深沉的危机，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在酝酿和发酵。无数的人开始躁动，开始厌倦这令人不安的变革，也在开始试图改变这一切。
夜幕下，一名年轻的耶尼切里军官站在齐国军事参谋团驻地的大门外徘徊良久，内心处于激烈地挣扎当中。最终咬了咬牙，神情毅然地走进大门，寻到齐国参谋团负责人。
“耶尼切里军团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政变，他们要杀死大维齐，废黜素丹陛下。”
那名耶尼切里军官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抬头看着在座的数名齐国军官，面色惶然地说道。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