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皇帝的询问，高务实选择了作为一个父亲最正常的回答：“犬子少不更事，多年来只是在臣身边读书，却不曾亲自理事。原本臣遣犬子南下，也是想让其增长见识，知晓处事之道，却不料其御下无方，致使惨案发生。
皇上，此过虽是他为，其源却在臣下。倘皇上认定此举有违天朝仁德，恐四方夷人生怨，臣愿受一切罪责。”说罢，高务实起身离席，拜伏在地，一副等待发落的模样。
他这般反应，倒是让朱翊钧不好处置了。堂堂内阁首辅，因为儿子造成的一件并未发生在国内的所谓惨案而请罪，这事可就过了。
朱翊钧接见高务实时往往屏退内侍，此时也无人方便招呼，只能亲自起身，走过去扶起高务实的双臂道：“怎的这般小题大做？朕不过顺口一提罢了，并无见责令郎之意，爱卿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他这话说的时候虽然自称了朕，也改“日新”为“爱卿”，但显然也并非完全按照君臣之义来的，依旧有很明显的发小同窗之谊。
高务实并不着急起身，却是先叹了口气，道：“即便皇上不怪，此举仍是有伤天和，不可不罚，更不可不令其引以为戒。昨夜臣以传讯南疆方面，主导此事的家丁高璟已被臣免职，并召回京师问罪。
犬子目下尚有任务在身，不便半途而废，因此已命其蒙师代臣责打，并于事毕之后再行惩戒，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倘皇上认为这般教训并不足够，臣当加重责罚。”
“你先起来。”朱翊钧双臂用力一抬，坚持让高务实先起身再说，高务实只好顺势起身，面色依旧十分严肃。
朱翊钧的脸色却有些诧异，认真看了看高务实，道：“日新，我确实只是随口一说，就为这么点事，你甚至派人责打他，这是不是有些过了？”朱翊钧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提醒道：“他可是嫡长子，而且如今既在军中，又是南疆地位最尊之人。”
那又怎样，你还怕他能有本事造反不成？高务实下意识冒出这个念头来。
不过转念一想，高务实又立刻理解了。到底是皇帝，是天生对自己亲儿子都会提防一手的人。可能在皇帝的思维里，嫡长子反而是最有可能造反的人——正如他所言：“既在军中”，而且“地位最尊”。这种时候的嫡长子，既有实力，又有身份法统，确实是最有造反能力的人。
不过皇帝显然多虑了。作为皇帝，皇权之上再无约束，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皇帝本人远离权力中枢，而嫡长子大军在手又在根本之地上地位最尊，那么只要断掉皇帝本人与这块领地的联系，自然而然就能取皇帝而代之。
这和御驾亲征之时的太子监国还有所不同，因为御驾亲征的皇帝是带着全国最精锐的主力大军的，就算监国太子想要有所异动，但朝臣们可不蠢，当然没人肯跟。
但在此刻的皇帝看来，高务实本人离南疆未免太远了，无论如何也是鞭长莫及。偏偏南疆至少有二十几万大军，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又都是高渊的生母黄芷汀在坐镇，南疆那边岂不遍地都是黄芷汀的亲信？
如此情况下，万一高渊举旗造反，黄芷汀的亲信自然就是他的亲信，你这远在万里之外的父亲根本管不着啊！这种时候，你高日新惩罚儿子也不必说得这么直白，甚至让他的“蒙师”去他军中执行责打……这也太危险了。
高务实猜到了皇帝的心思，也知道他这种想法的问题出在哪。皇权之上再无约束，但他高务实现在又不是皇帝，就算南疆体系几乎就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那个名义就没有那种神圣性加持。
因此，在南疆文武眼中，无论大家实际地位如何、权势如何，归根结底都是高家的宗亲或者家丁。南疆的一切规矩，都是建立在宗法家规之上的。在这宗法家规的更上一层，还有大明的皇权作为“顶盖”。
这就意味着，南疆上下还是会下意识的认为，如果南疆有人反对高务实这个家主，则大明朝廷会视其为违法，是以下犯上或以奴欺主，那是要被朝廷正法的！更别提这位家主还是朝廷的内阁首辅、皇帝的发小同窗。
而在此之外，皇帝更不清楚高务实是如何打造的南疆权力体系架构。他并不知道，南疆看似一个独立王国，实际上所有权力运行的核心都在于高务实一人，几乎所有的大事想要行动，都缺不了高务实这一环。
南疆的体系看似独立，实际上却离不开京华在大明境内的产业支撑，而南疆的一些产业也离不开大明这个市场。
比如说，南疆的粮食产量逐年飞涨，如果没有大明这个处于小冰河期的粮食黑洞来消耗，立刻就会陷入“谷贱伤农”的境地，而且由于量极大，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肯定就要马上引起物价极大波动。
而南疆真正用于出口的粮食绝大部分来源于两处：一是京华直接控制广大良田，一是各大王国原有贵族集团所掌握的良田(包括僧侣集团)。那么换言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损失巨大的旧贵族集团和南疆京华本身就是最大的损失方。前者利益遭受重创可能导致叛变，后者利益遭受重创就会反对先前那位造反者。
事关利益，大家都会很清醒，所以没有人会敢于觊觎高务实的位置，因为换了任何一个人都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同样，大明的一些产出也是南疆所必须依赖的。比如，没有了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南疆拿什么去维持如今这般巨大的对外贸易？
南疆虽然也搞了一些瓷器，也种了一些茶叶，甚至还在安南搞了一点丝绸产业，但其规模、档次都远不如大明国内量大和高端。这么说吧，排除高务实穿越之后新搞的一些“工业产业”之外，依旧占据对外贸易大头的产业其实还是在大明国内，而且是绝对的大头。
如果排除掉大明的这些产出，南疆自身对外贸易就只剩下两项够看：香料和热带硬木。但是香料和热带硬木卖往印度利益不大，因为印度本身也有不错的产出，至少得卖往西亚(中东)才算有得赚，而真正的利润大头则是欧洲。
总之，如果不算新工业品，失去大明物资供给的结果就是南疆对外贸易大概要下降三分之二。届时，南疆连现有的南洋舰队都维持不了，近三十万大军虽然因为粮食有多而不会饿死，但恐怕也没钱保持眼下这样的高度火器化——火器化可是很贵的。
这还是南疆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可还没算上高务实在各项制度中故意搞出的内外制衡，没有算上高务实本人在京华体系内无可动摇的威望……
所以，根本不存在皇帝所担心的这些。皇帝的担心实际上反而证明了一件事：锦衣卫在南疆的工作干得很浅薄，他们可能打探到了明面上能看到的很多事，但由于没有一个精通情报汇总分析的高人，所以他们根本没能给皇帝提供真正高价值的情报结论。
想想昨晚高务实是如何批评高杞的吧——所谓情报秘书，不光是要你汇总情报，还需要你把各项情报分析清楚，弄清楚各种情报背后的逻辑。否则，你这秘书就没做到位，就要挨批评。
现在的锦衣卫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亦或者是王之桢故意含糊了，总之朱翊钧收到的情报应该说明显浮于表面。[注：王之桢，左都督掌卫事。前文有述，他是王崇古的孙辈，而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因此高务实与王之桢是同辈远亲，互相以表兄弟相称。]
不管是不是王之桢故意放水，但对于高务实而言，皇帝能知道南疆一些事却又知之不深显然是一件好事——若是一无所知，皇帝必然不安；若是知之甚详，皇帝更会不安。现在这样，说不定倒是挺不错的。
现在高务实得给皇帝做个表态，既要解释惩罚的必要性，也要安抚皇帝——南疆不会有变。不过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心中一动：皇帝为什么会担心南疆有变？按理说，南疆的实力已经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皇帝的一些疑虑，按照正常思维而言，自己如果失去对南疆掌控，对于皇帝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难道是因为苏门答腊岛的那八万顷田地？
高务实心思电转，忽然发现这还真有可能。皇帝虽然名义上坐拥天下，整个大明都是他的，但这毕竟只是名义上。
事实上，随着多年前自己的不断劝说，朱翊钧已经将原本属于皇帝本人的京畿附近大片皇庄，通过皇庄佃户赎买的方式给几乎全部卖掉。也就是说，天子内帑失去了过去两百年来最大头的一项来源，取而代之的是换成了诸多京华系股份——包括明联储以及京华盐场(辽南)在内的许多矿场，甚至在一些其他产业中也悄悄买入了大小不一的股份。
这意味着，除了原先朝廷财政体系内要给予内帑的那部分进项——比如金花银等，现在皇帝的内帑与高务实掌握的京华系高度相关。而在大明境外，皇帝近期拥有了一项新的、巨大的进项，那就是高达八万顷良田的南洋皇庄。
南洋皇庄对于皇帝而言，不仅是一项巨大的新收入来源，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不在皇帝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而是要间接的依靠高务实来保护。
换句话说，如果高务实不能控制南洋，皇帝的这八万顷良田就岌岌可危，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丢失了。
之前就说过，明代一顷地是一百亩，八万顷就是八百万亩。光这么说似乎缺乏参照，那对比一下：可能是明代皇庄面积巅峰的正德九年，“畿内皇庄占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京师附近的皇庄总面积不到四万顷，而且需要说明，这还是巅峰，并且维持时间并不长。
再对比一下，原历史上鞑清乾隆时期，皇庄为185.9万亩，不到两万顷。这不到两万顷田地每年可以给乾隆带来15万两左右的年收入。
如果不考虑“两朝汇率”，最粗陋的计算一下，高务实送给朱翊钧的这八万顷皇庄，也意味着每年送给皇帝60万两银子。而事实上，此时白银的价值是大大高于历史上乾隆朝的。
不管怎么说吧，每年60万两在内帑都是极大一笔钱了。这里可以简单给几个数：原历史上万历帝内帑最大进项是朝廷分利给的金花银，一年大约一百万两，但是基本专款专用，用于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包括赏赐，通常没有结余；
其次是矿税太监的所谓横征暴敛，平均每年约五十万两；再次是“助工”，比如三大殿被雷劈了要重修，向全国摊派，这个没准数，也是专款专用，不会结余；再有一种叫“轻赍银”，是一些皇室实物税的折价置换，花在宫廷其他开支，基本也是收多少用多少，没有结余；最后就是皇庄、皇铺收入，这个起伏不大，算是皇帝可以自由支配的“流水”。其余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类别，基本就都是小钱了，这里不提。
如此一看，历史上的万历朝为何猛收“矿税”？因为皇帝觉得自由支配的钱太少了啊，尤其如果考虑到万历三大征的时候户部几乎都不肯给钱——其实也确实没钱，搞得每次都要皇帝自己贴钱打仗，那万历疯狂“创收”就找到根源了。
然而现在不同了，在高务实的支持下，朱翊钧的“流水”越来越充足，而这次八万顷皇庄更是一下子带来每年六十万两的巨额年收入，他怎么可能不在乎？怎么可能不紧张？
想明白这一点，高务实忽然底气都足了，微微一笑道：“皇上多虑了，犬子虽少不更事，但身边大多都是臣安排的老练家丁，总能规劝着些。”
这话说得有点暧昧，高务实知道皇帝一定会领会错误，但他要的就是这种错误。果然，朱翊钧听了这话就安心多了，明显松了口气，点头道：“既是这般，那倒无妨。”
顿了顿，似乎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露怯，主动把话题一转，道：“对了，这下忽然要在哈密方向多花三百万两，这笔银子你究竟是打算如何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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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20180712195517273”、“书友20220601111935650”、“袁^o^”、“doni”的月票支持，谢谢！
PS：昨天晚饭后，右手食指指甲缝被订书针刺中，感受了一波锦衣卫酷刑，所以昨天和今天的一起更。
(本章完)
皇上，此过虽是他为，其源却在臣下。倘皇上认定此举有违天朝仁德，恐四方夷人生怨，臣愿受一切罪责。”说罢，高务实起身离席，拜伏在地，一副等待发落的模样。
他这般反应，倒是让朱翊钧不好处置了。堂堂内阁首辅，因为儿子造成的一件并未发生在国内的所谓惨案而请罪，这事可就过了。
朱翊钧接见高务实时往往屏退内侍，此时也无人方便招呼，只能亲自起身，走过去扶起高务实的双臂道：“怎的这般小题大做？朕不过顺口一提罢了，并无见责令郎之意，爱卿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他这话说的时候虽然自称了朕，也改“日新”为“爱卿”，但显然也并非完全按照君臣之义来的，依旧有很明显的发小同窗之谊。
高务实并不着急起身，却是先叹了口气，道：“即便皇上不怪，此举仍是有伤天和，不可不罚，更不可不令其引以为戒。昨夜臣以传讯南疆方面，主导此事的家丁高璟已被臣免职，并召回京师问罪。
犬子目下尚有任务在身，不便半途而废，因此已命其蒙师代臣责打，并于事毕之后再行惩戒，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倘皇上认为这般教训并不足够，臣当加重责罚。”
“你先起来。”朱翊钧双臂用力一抬，坚持让高务实先起身再说，高务实只好顺势起身，面色依旧十分严肃。
朱翊钧的脸色却有些诧异，认真看了看高务实，道：“日新，我确实只是随口一说，就为这么点事，你甚至派人责打他，这是不是有些过了？”朱翊钧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提醒道：“他可是嫡长子，而且如今既在军中，又是南疆地位最尊之人。”
那又怎样，你还怕他能有本事造反不成？高务实下意识冒出这个念头来。
不过转念一想，高务实又立刻理解了。到底是皇帝，是天生对自己亲儿子都会提防一手的人。可能在皇帝的思维里，嫡长子反而是最有可能造反的人——正如他所言：“既在军中”，而且“地位最尊”。这种时候的嫡长子，既有实力，又有身份法统，确实是最有造反能力的人。
不过皇帝显然多虑了。作为皇帝，皇权之上再无约束，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皇帝本人远离权力中枢，而嫡长子大军在手又在根本之地上地位最尊，那么只要断掉皇帝本人与这块领地的联系，自然而然就能取皇帝而代之。
这和御驾亲征之时的太子监国还有所不同，因为御驾亲征的皇帝是带着全国最精锐的主力大军的，就算监国太子想要有所异动，但朝臣们可不蠢，当然没人肯跟。
但在此刻的皇帝看来，高务实本人离南疆未免太远了，无论如何也是鞭长莫及。偏偏南疆至少有二十几万大军，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又都是高渊的生母黄芷汀在坐镇，南疆那边岂不遍地都是黄芷汀的亲信？
如此情况下，万一高渊举旗造反，黄芷汀的亲信自然就是他的亲信，你这远在万里之外的父亲根本管不着啊！这种时候，你高日新惩罚儿子也不必说得这么直白，甚至让他的“蒙师”去他军中执行责打……这也太危险了。
高务实猜到了皇帝的心思，也知道他这种想法的问题出在哪。皇权之上再无约束，但他高务实现在又不是皇帝，就算南疆体系几乎就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那个名义就没有那种神圣性加持。
因此，在南疆文武眼中，无论大家实际地位如何、权势如何，归根结底都是高家的宗亲或者家丁。南疆的一切规矩，都是建立在宗法家规之上的。在这宗法家规的更上一层，还有大明的皇权作为“顶盖”。
这就意味着，南疆上下还是会下意识的认为，如果南疆有人反对高务实这个家主，则大明朝廷会视其为违法，是以下犯上或以奴欺主，那是要被朝廷正法的！更别提这位家主还是朝廷的内阁首辅、皇帝的发小同窗。
而在此之外，皇帝更不清楚高务实是如何打造的南疆权力体系架构。他并不知道，南疆看似一个独立王国，实际上所有权力运行的核心都在于高务实一人，几乎所有的大事想要行动，都缺不了高务实这一环。
南疆的体系看似独立，实际上却离不开京华在大明境内的产业支撑，而南疆的一些产业也离不开大明这个市场。
比如说，南疆的粮食产量逐年飞涨，如果没有大明这个处于小冰河期的粮食黑洞来消耗，立刻就会陷入“谷贱伤农”的境地，而且由于量极大，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肯定就要马上引起物价极大波动。
而南疆真正用于出口的粮食绝大部分来源于两处：一是京华直接控制广大良田，一是各大王国原有贵族集团所掌握的良田(包括僧侣集团)。那么换言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损失巨大的旧贵族集团和南疆京华本身就是最大的损失方。前者利益遭受重创可能导致叛变，后者利益遭受重创就会反对先前那位造反者。
事关利益，大家都会很清醒，所以没有人会敢于觊觎高务实的位置，因为换了任何一个人都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同样，大明的一些产出也是南疆所必须依赖的。比如，没有了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南疆拿什么去维持如今这般巨大的对外贸易？
南疆虽然也搞了一些瓷器，也种了一些茶叶，甚至还在安南搞了一点丝绸产业，但其规模、档次都远不如大明国内量大和高端。这么说吧，排除高务实穿越之后新搞的一些“工业产业”之外，依旧占据对外贸易大头的产业其实还是在大明国内，而且是绝对的大头。
如果排除掉大明的这些产出，南疆自身对外贸易就只剩下两项够看：香料和热带硬木。但是香料和热带硬木卖往印度利益不大，因为印度本身也有不错的产出，至少得卖往西亚(中东)才算有得赚，而真正的利润大头则是欧洲。
总之，如果不算新工业品，失去大明物资供给的结果就是南疆对外贸易大概要下降三分之二。届时，南疆连现有的南洋舰队都维持不了，近三十万大军虽然因为粮食有多而不会饿死，但恐怕也没钱保持眼下这样的高度火器化——火器化可是很贵的。
这还是南疆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可还没算上高务实在各项制度中故意搞出的内外制衡，没有算上高务实本人在京华体系内无可动摇的威望……
所以，根本不存在皇帝所担心的这些。皇帝的担心实际上反而证明了一件事：锦衣卫在南疆的工作干得很浅薄，他们可能打探到了明面上能看到的很多事，但由于没有一个精通情报汇总分析的高人，所以他们根本没能给皇帝提供真正高价值的情报结论。
想想昨晚高务实是如何批评高杞的吧——所谓情报秘书，不光是要你汇总情报，还需要你把各项情报分析清楚，弄清楚各种情报背后的逻辑。否则，你这秘书就没做到位，就要挨批评。
现在的锦衣卫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亦或者是王之桢故意含糊了，总之朱翊钧收到的情报应该说明显浮于表面。[注：王之桢，左都督掌卫事。前文有述，他是王崇古的孙辈，而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因此高务实与王之桢是同辈远亲，互相以表兄弟相称。]
不管是不是王之桢故意放水，但对于高务实而言，皇帝能知道南疆一些事却又知之不深显然是一件好事——若是一无所知，皇帝必然不安；若是知之甚详，皇帝更会不安。现在这样，说不定倒是挺不错的。
现在高务实得给皇帝做个表态，既要解释惩罚的必要性，也要安抚皇帝——南疆不会有变。不过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心中一动：皇帝为什么会担心南疆有变？按理说，南疆的实力已经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皇帝的一些疑虑，按照正常思维而言，自己如果失去对南疆掌控，对于皇帝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难道是因为苏门答腊岛的那八万顷田地？
高务实心思电转，忽然发现这还真有可能。皇帝虽然名义上坐拥天下，整个大明都是他的，但这毕竟只是名义上。
事实上，随着多年前自己的不断劝说，朱翊钧已经将原本属于皇帝本人的京畿附近大片皇庄，通过皇庄佃户赎买的方式给几乎全部卖掉。也就是说，天子内帑失去了过去两百年来最大头的一项来源，取而代之的是换成了诸多京华系股份——包括明联储以及京华盐场(辽南)在内的许多矿场，甚至在一些其他产业中也悄悄买入了大小不一的股份。
这意味着，除了原先朝廷财政体系内要给予内帑的那部分进项——比如金花银等，现在皇帝的内帑与高务实掌握的京华系高度相关。而在大明境外，皇帝近期拥有了一项新的、巨大的进项，那就是高达八万顷良田的南洋皇庄。
南洋皇庄对于皇帝而言，不仅是一项巨大的新收入来源，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不在皇帝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而是要间接的依靠高务实来保护。
换句话说，如果高务实不能控制南洋，皇帝的这八万顷良田就岌岌可危，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丢失了。
之前就说过，明代一顷地是一百亩，八万顷就是八百万亩。光这么说似乎缺乏参照，那对比一下：可能是明代皇庄面积巅峰的正德九年，“畿内皇庄占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京师附近的皇庄总面积不到四万顷，而且需要说明，这还是巅峰，并且维持时间并不长。
再对比一下，原历史上鞑清乾隆时期，皇庄为185.9万亩，不到两万顷。这不到两万顷田地每年可以给乾隆带来15万两左右的年收入。
如果不考虑“两朝汇率”，最粗陋的计算一下，高务实送给朱翊钧的这八万顷皇庄，也意味着每年送给皇帝60万两银子。而事实上，此时白银的价值是大大高于历史上乾隆朝的。
不管怎么说吧，每年60万两在内帑都是极大一笔钱了。这里可以简单给几个数：原历史上万历帝内帑最大进项是朝廷分利给的金花银，一年大约一百万两，但是基本专款专用，用于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包括赏赐，通常没有结余；
其次是矿税太监的所谓横征暴敛，平均每年约五十万两；再次是“助工”，比如三大殿被雷劈了要重修，向全国摊派，这个没准数，也是专款专用，不会结余；再有一种叫“轻赍银”，是一些皇室实物税的折价置换，花在宫廷其他开支，基本也是收多少用多少，没有结余；最后就是皇庄、皇铺收入，这个起伏不大，算是皇帝可以自由支配的“流水”。其余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类别，基本就都是小钱了，这里不提。
如此一看，历史上的万历朝为何猛收“矿税”？因为皇帝觉得自由支配的钱太少了啊，尤其如果考虑到万历三大征的时候户部几乎都不肯给钱——其实也确实没钱，搞得每次都要皇帝自己贴钱打仗，那万历疯狂“创收”就找到根源了。
然而现在不同了，在高务实的支持下，朱翊钧的“流水”越来越充足，而这次八万顷皇庄更是一下子带来每年六十万两的巨额年收入，他怎么可能不在乎？怎么可能不紧张？
想明白这一点，高务实忽然底气都足了，微微一笑道：“皇上多虑了，犬子虽少不更事，但身边大多都是臣安排的老练家丁，总能规劝着些。”
这话说得有点暧昧，高务实知道皇帝一定会领会错误，但他要的就是这种错误。果然，朱翊钧听了这话就安心多了，明显松了口气，点头道：“既是这般，那倒无妨。”
顿了顿，似乎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露怯，主动把话题一转，道：“对了，这下忽然要在哈密方向多花三百万两，这笔银子你究竟是打算如何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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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20180712195517273”、“书友20220601111935650”、“袁^o^”、“doni”的月票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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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