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确定用经济手段给日本内战再上一道保险用以加强对战争进程和烈度进行控制的高务实没有料到，经济变化同样也在大明内部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政治变化的根源。
其实，高务实做了这么多年改革，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经济，但直到如今才引动政治变化，这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现在的欧洲各国如大明这般，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出现如此程度的经济变化，没准国王的脑袋都可能搬个家。
这不是夸张，也不是随意比较，因为按照原历史的发展来看，再过几十年英格兰就会因为底层经济逻辑的变化，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推上舞台中央，这个人叫克伦威尔。
大明的经济底层逻辑暂时还没有颠覆性的变化，经济主体依旧是“自耕农+地主与佃户”组成的小农经济模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大明暂时不会出现“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两大原因之一，而另一大原因则在于中国并非欧洲式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中国特色式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马导师提出过“五种所有制”，恩导师完善归纳为“五种社会形态说”，将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GC主义社会。”
“未来”离此时高务实所处的时代还太过遥远，暂且可以不提。但基本可以认定，当前这个时代可以看做从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到锦缎雇佣劳动制社会的变革早期。
然而这里有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马导师还是恩导师，他们所说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为基础的，强行套用到此时的中国则明显有误差，并且误差还很大——中国早就不用农奴制了啊！(这里省略几万字，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资料研究，都是公开的，也不涉政。)
后世很多学者研究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兴起，而中国顶多只是“资产阶级萌芽”就没了下文。不能说这些研究不重要，但高务实一直认为他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其实根本道理反而挺简单，就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经济层面，在于中国代表了农业社会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中国代表了中央集权制帝国组织形式的巅峰。
前者意味着，代表农业社会经济的地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商业社会经济的资产阶级；后者意味着，代表帝国旧有制度利益的统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新兴制度利益的资产阶级。
说到这儿，道理就明摆着了。
欧洲能在中国之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欧洲有多先进，反而是因为欧洲在农业社会时代发展不够先进，于是就导致“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过于弱势，居然无法剿灭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才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把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时代。
相反，中国这边的“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发展程度远高于欧洲同行，实力不能说是强大，简直是过于强大，以至于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其实力都可以轻松吊打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雇佣劳动制”利益集团。
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你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能成功？可不就是伸手斩手，冒头砍头么？
你以为在大明朝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事情发生吗？不，有的，只不过刚刚冒头就被解决了。
举个例子，原历史上的现成案例：“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灾，丝价甚昂，而‘苏(苏州)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
苏州机户与工人忍无可忍，先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聚众二千余人，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为首，率数十人入玄妙观约定行动，葛成以芭蕉扇为号指挥，发誓‘不取一钱’、‘不夹寸刀，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自葑门起，于灭渡桥捶毙税官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接着分别往阊、胥二门外，凡是税官在地方者，尽遭民众殴杀。之后又前往投靠税监的乡绅与富户家，‘毁其室庐、器物，或毙其戚属’，或各执火炬烧打。”
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所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事实上，这样的“民变”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1575年，万历三年，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城抢粮暴动；1796年，乾隆嘉庆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官匠罢工要价……
以上种种也只是客观案例中的极少数，而这些案例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都具备一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然而结果呢？无一成事，都是转头就被镇压了。
什么叫力量悬殊，这就是力量悬殊。像英国那种资产阶级组织军队打赢国王军队，然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在中国这边连梦都不必去做——你“雇佣劳动制”的利益集团拢共才多少人，知不知道帝国的根基“自耕农+地主佃户”利益集团有多少人？
前者顶多百万，大概率还到不了这个数，而后者则是以亿计。高务实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只是引导更多人参与工商业，尤其着力引导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们参与工商业，就是因为他知道所谓“资产阶级萌芽”在中国真的只是个“萌芽”——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个百丈巨人。
只有把这些大贵族引向“商业新兴贵族”、把大地主财阀引向“商业财阀”，壮大了“雇佣劳动制”的基本盘，然后才有可能推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不革命是最好，毕竟革命总归要流血。不过高务实对此信心不大，他估计最后还是会有革命，只是他自己大概活不到那个时候罢了。
总之，中国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不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萌芽”出现得迟，而是因为中国的旧有制度、旧有利益集团过于强大，那个“萌芽”就算发展再快，他们的相对力量也依旧不够看。
总结来说，欧洲先行一步的本质其实是“船小好调头”，而农业时代的中国作为一艘超级巨舰，它要调头那可太不容易了。
不过在本位面中，经过高务实的不懈努力，“调头”的第一个迹象终于出现。尽管这件事乍一看并不太妙——是由高务实被弹劾为起点的。
弹劾的发起者是“巡视海道管宁绍等处兵备参政”，一般简称“宁绍兵备”，属浙江巡抚下属。此人名叫李叔元，字端和，号鹿巢，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二甲第五十五名进士出身。
他弹劾高务实的罪名共有八条，分别是：结党、徇私、媚上、渎职、暴虐、引战、养寇、通外。
如果他的说法成立，甚至只需要有一条最轻的罪名成立，高务实就至少配得上一个“冠带闲住”——保留级别但罢免职务。但凡有两条成立，高务实就该直接被罢黜了。
此时此刻，高务实正在文渊阁的内阁值房之中津津有味地读着这道弹劾自己的奏疏，看看自己的八条罪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其一，结党。这一条很简单，高务实也能猜到——你是世人皆知的实学派党魁，我弹劾你结党那还能错？天经地义好吧！
不过高务实对这一条并不在乎，实际上从皇帝到普通官员也都不会在意这一条，因为法不责众——但凡有朝廷这玩意儿在，党争这种事就压根免不了。你都党争了，那首先得有个党啊！管你是推崇实学的、信奉心学的，还是只认经典理学的，作为大明官员，你总归有个自己的政治见地，但凡有了，那就有了“党”。
至于说他高务实“结党”，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党魁”身份。不过这也无所谓，所谓“党魁”，这玩意儿又不是个实际职务，只是大家根据个人威望、人脉强弱等条件自行认定的，一切都在各人心中，压根不会有实际证据。
结党这一条罪名之所以摆在第一位，那就和衍圣公必须姓孔一样，属于政治正确，实际意义见仁见智。
越过这一条，下一条罪名是徇私。这一条高务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他高某人虽然不敢说大公无私，但似乎也没干过什么明目张胆的“徇私”勾当才对吧？
然而，李兵备却明确弹劾了，其中举了几个例子：开海之后这么多年，沿海数个著名私港个个都是高务实的产业，这难道不是高务实倚仗权势，为自己谋取私利？
俺答封贡前后，高务实成立京华商社，现如今把持边境马市贸易量超过一半，甚至又在平定西北之乱后建立了京华自己的马场，如今占据大明国内马匹贸易七成左右，难道不是徇私？
辽南盐场原本是辽东都司下辖产业，高务实在任金复海盖兵备道时通过改革，把辽南盐场变成了高家私人盐场，这难道不是徇私？
他甚至还提到了一些高务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让高务实颇为意外。比如他说，京华基建最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富裕府县推行“城市下水道改造”，通过“仗势威逼”、“利益收买”等方式“说服”地方官员，让他们同意京华基建在城中开挖修建“新式下水道工程”。
为什么要推行这些工程呢？李兵备说了，这不过是京华基建要推销他们的新产品“承插式水泥管”，而这项生意因为可以全国铺开，所涉及的资金将会是海量的——也就是说利润将是海量的。
显然，这也被归咎为高务实“徇私”，你家的生意嘛！这样全国到处修城市下水道，而所需的主要产品“承插式水泥管”又只有你家的京华基建能够提供，这要不是你指使的，难道还能是我指使的？
天可怜见，高务实真是今天看到弹章才知道有这回事。“承插式水泥管”这个产品高务实是知道的，其用处是建设城市下水道高务实也是知道的，但高务实此前所了解的情况却和大明国内没什么关系。
京华基建一开始上报这件事给高务实的时候是说，工匠学堂医学系的研究表明，南疆、南洋地区广泛存在的疟疾、霍乱等常见病与城市卫生关系甚大，而南疆各城市相比大明国内城市的卫生差距主要体现在下水道。
南疆很多城市甚至压根就没有下水道，甚至连排污渠都没有，这极大的影响了卫生状况，导致疟疾、霍乱等病症层出不穷。为了扭转这一严峻形势，降低移民死亡率(当地人照样死，但显然京华关注的重点是汉人移民)，京华基建提议在南疆、南洋各地城市广泛建设下水道，并采用他们新开发的产品“承插式水泥管”。
这个建议在高务实看起来完全合情合理，要不是他自己人不在南疆，可能早就想到要处理了。因此出于某种补救心理，他在亲自看过这个产品的样品之后马上就下文批准了，并且要求南疆方面大力配合，同时也要求京华基建大量生产，避免产品供应不足——顺便批准了扩产资金下拨。
然而高务实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南疆的人口密度可不如大明，而且城市密度也不如大明，所以南疆那边的下水道工程推进很快，而在南疆的工作完成得七七八八之后，京华基建的产能就出现了剩余，于是就有了李兵备指责高务实徇私的基础——京华基建直接去找大明国内的各地地方官员，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下水道升级”。
虽然高务实现在刚看到弹章，还来不及找京华基建的负责人问询，但他基本认定这件事肯定存在——京华各部门可是自负盈亏并且有奖惩制度的，京华基建上上下下为了自己的KPI肯定能干出这件事来！
当然，这件事在高务实看来本身是好事，改进下水道不光是在排污方面有益，避免大雨时期内涝什么的都有助益。现在高务实真正担心的是，京华基建在推进过程中该不会真的产生了大量的“弊案”吧？
——
感谢书友“doni”的月票支持，谢谢！
PS：这几天回头看了看前面的章节，理了理思路，觉得该写一写改革的成果和后续的发展势头了。当然，顺便也肯定会有党争，通过党争来呈现社会变化。这差不多也是收尾期间应该描写的。
其实，高务实做了这么多年改革，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经济，但直到如今才引动政治变化，这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现在的欧洲各国如大明这般，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出现如此程度的经济变化，没准国王的脑袋都可能搬个家。
这不是夸张，也不是随意比较，因为按照原历史的发展来看，再过几十年英格兰就会因为底层经济逻辑的变化，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推上舞台中央，这个人叫克伦威尔。
大明的经济底层逻辑暂时还没有颠覆性的变化，经济主体依旧是“自耕农+地主与佃户”组成的小农经济模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大明暂时不会出现“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两大原因之一，而另一大原因则在于中国并非欧洲式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中国特色式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马导师提出过“五种所有制”，恩导师完善归纳为“五种社会形态说”，将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GC主义社会。”
“未来”离此时高务实所处的时代还太过遥远，暂且可以不提。但基本可以认定，当前这个时代可以看做从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到锦缎雇佣劳动制社会的变革早期。
然而这里有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马导师还是恩导师，他们所说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为基础的，强行套用到此时的中国则明显有误差，并且误差还很大——中国早就不用农奴制了啊！(这里省略几万字，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资料研究，都是公开的，也不涉政。)
后世很多学者研究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兴起，而中国顶多只是“资产阶级萌芽”就没了下文。不能说这些研究不重要，但高务实一直认为他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其实根本道理反而挺简单，就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经济层面，在于中国代表了农业社会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中国代表了中央集权制帝国组织形式的巅峰。
前者意味着，代表农业社会经济的地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商业社会经济的资产阶级；后者意味着，代表帝国旧有制度利益的统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新兴制度利益的资产阶级。
说到这儿，道理就明摆着了。
欧洲能在中国之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欧洲有多先进，反而是因为欧洲在农业社会时代发展不够先进，于是就导致“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过于弱势，居然无法剿灭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才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把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时代。
相反，中国这边的“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发展程度远高于欧洲同行，实力不能说是强大，简直是过于强大，以至于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其实力都可以轻松吊打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雇佣劳动制”利益集团。
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你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能成功？可不就是伸手斩手，冒头砍头么？
你以为在大明朝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事情发生吗？不，有的，只不过刚刚冒头就被解决了。
举个例子，原历史上的现成案例：“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灾，丝价甚昂，而‘苏(苏州)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
苏州机户与工人忍无可忍，先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聚众二千余人，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为首，率数十人入玄妙观约定行动，葛成以芭蕉扇为号指挥，发誓‘不取一钱’、‘不夹寸刀，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自葑门起，于灭渡桥捶毙税官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接着分别往阊、胥二门外，凡是税官在地方者，尽遭民众殴杀。之后又前往投靠税监的乡绅与富户家，‘毁其室庐、器物，或毙其戚属’，或各执火炬烧打。”
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所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事实上，这样的“民变”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1575年，万历三年，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城抢粮暴动；1796年，乾隆嘉庆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官匠罢工要价……
以上种种也只是客观案例中的极少数，而这些案例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都具备一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然而结果呢？无一成事，都是转头就被镇压了。
什么叫力量悬殊，这就是力量悬殊。像英国那种资产阶级组织军队打赢国王军队，然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在中国这边连梦都不必去做——你“雇佣劳动制”的利益集团拢共才多少人，知不知道帝国的根基“自耕农+地主佃户”利益集团有多少人？
前者顶多百万，大概率还到不了这个数，而后者则是以亿计。高务实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只是引导更多人参与工商业，尤其着力引导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们参与工商业，就是因为他知道所谓“资产阶级萌芽”在中国真的只是个“萌芽”——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个百丈巨人。
只有把这些大贵族引向“商业新兴贵族”、把大地主财阀引向“商业财阀”，壮大了“雇佣劳动制”的基本盘，然后才有可能推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不革命是最好，毕竟革命总归要流血。不过高务实对此信心不大，他估计最后还是会有革命，只是他自己大概活不到那个时候罢了。
总之，中国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不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萌芽”出现得迟，而是因为中国的旧有制度、旧有利益集团过于强大，那个“萌芽”就算发展再快，他们的相对力量也依旧不够看。
总结来说，欧洲先行一步的本质其实是“船小好调头”，而农业时代的中国作为一艘超级巨舰，它要调头那可太不容易了。
不过在本位面中，经过高务实的不懈努力，“调头”的第一个迹象终于出现。尽管这件事乍一看并不太妙——是由高务实被弹劾为起点的。
弹劾的发起者是“巡视海道管宁绍等处兵备参政”，一般简称“宁绍兵备”，属浙江巡抚下属。此人名叫李叔元，字端和，号鹿巢，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二甲第五十五名进士出身。
他弹劾高务实的罪名共有八条，分别是：结党、徇私、媚上、渎职、暴虐、引战、养寇、通外。
如果他的说法成立，甚至只需要有一条最轻的罪名成立，高务实就至少配得上一个“冠带闲住”——保留级别但罢免职务。但凡有两条成立，高务实就该直接被罢黜了。
此时此刻，高务实正在文渊阁的内阁值房之中津津有味地读着这道弹劾自己的奏疏，看看自己的八条罪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其一，结党。这一条很简单，高务实也能猜到——你是世人皆知的实学派党魁，我弹劾你结党那还能错？天经地义好吧！
不过高务实对这一条并不在乎，实际上从皇帝到普通官员也都不会在意这一条，因为法不责众——但凡有朝廷这玩意儿在，党争这种事就压根免不了。你都党争了，那首先得有个党啊！管你是推崇实学的、信奉心学的，还是只认经典理学的，作为大明官员，你总归有个自己的政治见地，但凡有了，那就有了“党”。
至于说他高务实“结党”，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党魁”身份。不过这也无所谓，所谓“党魁”，这玩意儿又不是个实际职务，只是大家根据个人威望、人脉强弱等条件自行认定的，一切都在各人心中，压根不会有实际证据。
结党这一条罪名之所以摆在第一位，那就和衍圣公必须姓孔一样，属于政治正确，实际意义见仁见智。
越过这一条，下一条罪名是徇私。这一条高务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他高某人虽然不敢说大公无私，但似乎也没干过什么明目张胆的“徇私”勾当才对吧？
然而，李兵备却明确弹劾了，其中举了几个例子：开海之后这么多年，沿海数个著名私港个个都是高务实的产业，这难道不是高务实倚仗权势，为自己谋取私利？
俺答封贡前后，高务实成立京华商社，现如今把持边境马市贸易量超过一半，甚至又在平定西北之乱后建立了京华自己的马场，如今占据大明国内马匹贸易七成左右，难道不是徇私？
辽南盐场原本是辽东都司下辖产业，高务实在任金复海盖兵备道时通过改革，把辽南盐场变成了高家私人盐场，这难道不是徇私？
他甚至还提到了一些高务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让高务实颇为意外。比如他说，京华基建最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富裕府县推行“城市下水道改造”，通过“仗势威逼”、“利益收买”等方式“说服”地方官员，让他们同意京华基建在城中开挖修建“新式下水道工程”。
为什么要推行这些工程呢？李兵备说了，这不过是京华基建要推销他们的新产品“承插式水泥管”，而这项生意因为可以全国铺开，所涉及的资金将会是海量的——也就是说利润将是海量的。
显然，这也被归咎为高务实“徇私”，你家的生意嘛！这样全国到处修城市下水道，而所需的主要产品“承插式水泥管”又只有你家的京华基建能够提供，这要不是你指使的，难道还能是我指使的？
天可怜见，高务实真是今天看到弹章才知道有这回事。“承插式水泥管”这个产品高务实是知道的，其用处是建设城市下水道高务实也是知道的，但高务实此前所了解的情况却和大明国内没什么关系。
京华基建一开始上报这件事给高务实的时候是说，工匠学堂医学系的研究表明，南疆、南洋地区广泛存在的疟疾、霍乱等常见病与城市卫生关系甚大，而南疆各城市相比大明国内城市的卫生差距主要体现在下水道。
南疆很多城市甚至压根就没有下水道，甚至连排污渠都没有，这极大的影响了卫生状况，导致疟疾、霍乱等病症层出不穷。为了扭转这一严峻形势，降低移民死亡率(当地人照样死，但显然京华关注的重点是汉人移民)，京华基建提议在南疆、南洋各地城市广泛建设下水道，并采用他们新开发的产品“承插式水泥管”。
这个建议在高务实看起来完全合情合理，要不是他自己人不在南疆，可能早就想到要处理了。因此出于某种补救心理，他在亲自看过这个产品的样品之后马上就下文批准了，并且要求南疆方面大力配合，同时也要求京华基建大量生产，避免产品供应不足——顺便批准了扩产资金下拨。
然而高务实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南疆的人口密度可不如大明，而且城市密度也不如大明，所以南疆那边的下水道工程推进很快，而在南疆的工作完成得七七八八之后，京华基建的产能就出现了剩余，于是就有了李兵备指责高务实徇私的基础——京华基建直接去找大明国内的各地地方官员，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下水道升级”。
虽然高务实现在刚看到弹章，还来不及找京华基建的负责人问询，但他基本认定这件事肯定存在——京华各部门可是自负盈亏并且有奖惩制度的，京华基建上上下下为了自己的KPI肯定能干出这件事来！
当然，这件事在高务实看来本身是好事，改进下水道不光是在排污方面有益，避免大雨时期内涝什么的都有助益。现在高务实真正担心的是，京华基建在推进过程中该不会真的产生了大量的“弊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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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doni”的月票支持，谢谢！
PS：这几天回头看了看前面的章节，理了理思路，觉得该写一写改革的成果和后续的发展势头了。当然，顺便也肯定会有党争，通过党争来呈现社会变化。这差不多也是收尾期间应该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