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高务实“通外”说到南疆和日本其实并不稀奇，让高务实比较意外的是李兵备指责他通外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通土默特。
之前曾经特地说过，从法理上而言，现在的土默特应该叫“大明金国”，相当于大明的藩属国之一。而且人家都在“国号”上注明“大明”二字了，那理论上这个属国的性质还非常亲密才对，不应该被视为“外国”。
然而李兵备显然不管这些，一直强调其“外国”属性。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好把通外的罪名给高务实扣牢。
李兵备认为，土默特如今虽然名义上臣服大明，其“国王”顺义王需要大明册封，麾下主要将领也要从大明获得官职，但其实这都不过是障眼法，因为大明并没有对其行使任何有效的管辖——除了名义上的官员任命权之外，实际的财权、兵权没有一项掌握在手里。
至于如何解释这些年土默特对于朝廷要求他们随征的调度总是十分配合，李兵备自然也是有话说的。他认为，这正是高务实“通外”的表现。
李兵备在这里有一项无法证伪的指责：任何一次土默特按朝廷要求随征，都是出自高务实的命令——即便是以圣旨名义下达给土默特的命令，本质上也都是高务实在朝中的决定，圣旨只是给他的意愿做了背书。
于是李兵备给高务实下了论断：俺答封贡从一开始就是高务实里通外国、养寇自重的阴谋。是高务实利用自己与土默特的特殊关系，一边通过说服朝廷允许贸易来加强土默特，一边又因此获得土默特的信任和感激，促使土默特愿意听从他的吩咐。
李兵备认为，这样的利益联盟一旦组建，就形成了一旦草原有事，朝廷就必须倚重高务实，而但凡朝中有人反对高务实，高务实又能反过来让土默特在草原惹事，逼得朝廷不能对他严加惩戒的状态……于此循环往复，这一联盟就成了朝廷的死结，不仅如鲠在喉，甚至尾大不掉。
不得不说，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对于大明朝廷而言确实很棘手：你动土默特，朝中有高务实这样的重臣反对，而高务实不是一个人，他身后有整个实学派的大量官员，咳嗽一声都能让京师震三震。
你动高务实，土默特在边境集结铁骑十万扣关鸣冤，你朝廷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当然此处还有一点是李兵备没有说破的：明土边境上的朝廷大军可是以宣大三镇为主，而宣大三镇……谁都知道宣大将门有一家算一家，全都是在高务实面前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某某”的。
所以换句话说，最糟糕的局面恐怕是这样：高务实在朝中出了点什么事，朝廷有拿他下手的意思，于是土默特那边立刻调集十万铁骑扣关，为“高太师”鸣冤。
此时宣大将门配合演出，随便找点什么理由吃个败仗、让出路来，或者甚至连演都懒得演，就说鞑子铁骑趁我不备，偷袭杀过了关隘，现在正朝京师奔袭去了……请问朝廷作何感想，作何应对？
哦，是了，朝廷还有禁卫军，天下无敌的禁卫军，只要有禁卫军在，京师可保泰山之固。
但是吧，如果看看禁卫军的几位首脑人物，就会发现问题很大：禁卫军司令是麻贵，禁卫军副司令是李如梅，禁卫军参谋长是曹簠……
啊这……高元辅若是都要被朝廷下手了，这些人的忠诚还剩多少，那可真是不好说，不好说啊！
看到这里，高务实忍不住有些好笑。事情都被你说得如此紧急了，那你这道奏疏还大剌剌地往内阁送来，怕不是生怕我看不见？若我真是如你形容的这般，看到你这道奏疏是不是就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动手得了，还免得夜长梦多？
你也不是没有门路给皇帝偷偷写点什么密奏，我高某人的势力退出锦衣卫可是很久了，至少地方上的锦衣卫我完全插不上手，你要真有机密奏给皇帝，难道不是直接找锦衣卫就好？
好，就算你担心锦衣卫现在的一把手王之桢是我的远方亲戚，你觉得找锦衣卫还是靠不住，那也没关系——钦差镇守浙江地方太监等着你啊，你这个浙江邵宁兵备道总是能联系上此人的吧？
然而李兵备谁都没找，直接上疏弹劾当朝首辅，还把话说得如此严重，可见问题不在于事情真的很严重了，而只是需要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
当朝首辅嘛，而且还是极其少见的文官封爵的首辅，事情若是太小，那肯定是隔靴搔痒毫无鸟用。皇帝只会下旨严饬造谣中伤者，甚至严惩不贷，根本不会对高元辅如何，搞不好还要温言勉慰再三。
不过思及至此，高务实又想到，这位李兵备的背后肯定还有黑手，他不可能就是主谋——区区一个兵备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敢于直接弹劾当朝首辅？更何况，他还是个浙江的兵备道。
诶？浙江的兵备道？
江南财阀？沈一贯？
江南财阀的大本营可就是浙江，延伸势力范围才是应天、江西、福建等地，而沈一贯也是浙江鄞县人……这莫不是江南财阀或者沈一贯指使的？又或者，干脆是他们一起，也就是整个江南的财阀集团向我宣战了？
可是，为什么呢？高务实不由得思索起来。
江南财阀对以高务实为首的“实学派+靖难勋贵利益集团”一直十分不满，这一点高务实当然早就知道。不过，不满不代表就要如此直接在台面上宣战，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成算不高，反而很容易坏大事。
现如今回头来看，当初申时行做首辅、王锡爵在旁辅佐的时候，才是江南财阀集团向高务实宣战的较好时机。毕竟彼时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实力差距还不算很大，最大的差距只是在高务实的圣眷更隆。
然而当时的心学派其实也有自己的优势项目，比如南榜士人对北榜士人拥有心理优势(众所周知南榜比北榜难考)，而且现实中往往更加抱团，容易形成统一声浪，搞出当年“满朝倒拱”的气势。
另外，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基数也远比北方要大，而且集中程度很高，浙江、江西等地不光进士老爷多，举人、秀才更是满地走、多如狗。只要把这些人调动起来，上个万民书什么的——还都是有功名在身的“民”——那肯定是连皇帝也能感受到压力的。
然而，申时行与王锡爵并未选择与高务实直接撕破脸，最终反而因为内部一些极端派铤而走险被连累，最终双双致仕。现在回头去看，他们似乎是浪费了压制高务实的最后机会。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么？其实也未必。
后世有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实际上“压迫”越强，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高务实的崛起和壮大显然对江南财阀而言是越来越强大的“压迫”，所以他们的反抗也是越来越强的。这里有个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这样强烈。
换句话说，当年申时行和王锡爵没有选择与高务实撕破脸，本质上是江南财阀还没有形成与高务实撕破脸的统一决断。
那么反过来，如今这位宁绍兵备李叔元上疏弹劾高务实，或许就意味着江南财阀已经形成了统一决断，或者至少应该说，是大部分江南财阀已经决定要跟高务实撕破脸大战一场了。
这就是高务实的疑惑点：为什么江南财阀忽然之间就决定跟我撕破脸了？我最近好像也没有针对他们有要进行猛烈打压的动作啊？
能混到“财阀”还数代不倒的家族，掌舵者显然都不可能是傻子。即便其中某个、某几个家族可能因为意外出现了少年家主，做事冲动、不顾后果，但既然能形成江南财阀的统一决断，那肯定不会是由几个中二少年主导的。
因此高务实判断，这背后定然出现了南北双方两大利益集团在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冲突，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甚至不可拖延！否则，江南财阀明明在官方层面已经居于劣势，脑子坏了才会在这个时候对他高元辅发难——这胜率实在是不高啊！
可是正如高务实所疑惑的，他自问自己继任首辅以来根本没在忙什么打压江南财阀的事，那为何江南财阀忽然仿佛被触了逆鳞一般？
高务实冥思苦想，难道就因为京华基建推广下水道工程？没道理啊，这活儿江南财阀又不搞，总不会是因为京华基建搞这个工程需要当地衙门花钱，结果当地衙门去找江南财阀打秋风去了吧？
这根本不可能。不是说地方衙门不会找财阀们打秋风，打秋风这种事并不少见，但中国历代官场在这件事上是早就形成了默契的——地主富商一般都会给点，而当地衙门也不会跟杀猪似的猛宰。
更多的时候，当时的局面都是一段在后世被很多人调侃应该申遗的台词那样：“豪绅先捐，百姓后捐。事成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所以，就算京华基建这档子事真的闹出了高务实不清楚的麻烦，但他至少可以肯定，江南财阀并不会因此在其中出现严重的利益受损——只要制度不到位，倒霉的总是普通人。
既然不是这件事，那还有什么事会让江南财阀如此决绝、不顾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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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andy_yin”的月票支持，谢谢！
PS：我觉得这一次应该算是挺难猜的……
之前曾经特地说过，从法理上而言，现在的土默特应该叫“大明金国”，相当于大明的藩属国之一。而且人家都在“国号”上注明“大明”二字了，那理论上这个属国的性质还非常亲密才对，不应该被视为“外国”。
然而李兵备显然不管这些，一直强调其“外国”属性。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好把通外的罪名给高务实扣牢。
李兵备认为，土默特如今虽然名义上臣服大明，其“国王”顺义王需要大明册封，麾下主要将领也要从大明获得官职，但其实这都不过是障眼法，因为大明并没有对其行使任何有效的管辖——除了名义上的官员任命权之外，实际的财权、兵权没有一项掌握在手里。
至于如何解释这些年土默特对于朝廷要求他们随征的调度总是十分配合，李兵备自然也是有话说的。他认为，这正是高务实“通外”的表现。
李兵备在这里有一项无法证伪的指责：任何一次土默特按朝廷要求随征，都是出自高务实的命令——即便是以圣旨名义下达给土默特的命令，本质上也都是高务实在朝中的决定，圣旨只是给他的意愿做了背书。
于是李兵备给高务实下了论断：俺答封贡从一开始就是高务实里通外国、养寇自重的阴谋。是高务实利用自己与土默特的特殊关系，一边通过说服朝廷允许贸易来加强土默特，一边又因此获得土默特的信任和感激，促使土默特愿意听从他的吩咐。
李兵备认为，这样的利益联盟一旦组建，就形成了一旦草原有事，朝廷就必须倚重高务实，而但凡朝中有人反对高务实，高务实又能反过来让土默特在草原惹事，逼得朝廷不能对他严加惩戒的状态……于此循环往复，这一联盟就成了朝廷的死结，不仅如鲠在喉，甚至尾大不掉。
不得不说，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对于大明朝廷而言确实很棘手：你动土默特，朝中有高务实这样的重臣反对，而高务实不是一个人，他身后有整个实学派的大量官员，咳嗽一声都能让京师震三震。
你动高务实，土默特在边境集结铁骑十万扣关鸣冤，你朝廷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当然此处还有一点是李兵备没有说破的：明土边境上的朝廷大军可是以宣大三镇为主，而宣大三镇……谁都知道宣大将门有一家算一家，全都是在高务实面前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某某”的。
所以换句话说，最糟糕的局面恐怕是这样：高务实在朝中出了点什么事，朝廷有拿他下手的意思，于是土默特那边立刻调集十万铁骑扣关，为“高太师”鸣冤。
此时宣大将门配合演出，随便找点什么理由吃个败仗、让出路来，或者甚至连演都懒得演，就说鞑子铁骑趁我不备，偷袭杀过了关隘，现在正朝京师奔袭去了……请问朝廷作何感想，作何应对？
哦，是了，朝廷还有禁卫军，天下无敌的禁卫军，只要有禁卫军在，京师可保泰山之固。
但是吧，如果看看禁卫军的几位首脑人物，就会发现问题很大：禁卫军司令是麻贵，禁卫军副司令是李如梅，禁卫军参谋长是曹簠……
啊这……高元辅若是都要被朝廷下手了，这些人的忠诚还剩多少，那可真是不好说，不好说啊！
看到这里，高务实忍不住有些好笑。事情都被你说得如此紧急了，那你这道奏疏还大剌剌地往内阁送来，怕不是生怕我看不见？若我真是如你形容的这般，看到你这道奏疏是不是就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动手得了，还免得夜长梦多？
你也不是没有门路给皇帝偷偷写点什么密奏，我高某人的势力退出锦衣卫可是很久了，至少地方上的锦衣卫我完全插不上手，你要真有机密奏给皇帝，难道不是直接找锦衣卫就好？
好，就算你担心锦衣卫现在的一把手王之桢是我的远方亲戚，你觉得找锦衣卫还是靠不住，那也没关系——钦差镇守浙江地方太监等着你啊，你这个浙江邵宁兵备道总是能联系上此人的吧？
然而李兵备谁都没找，直接上疏弹劾当朝首辅，还把话说得如此严重，可见问题不在于事情真的很严重了，而只是需要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
当朝首辅嘛，而且还是极其少见的文官封爵的首辅，事情若是太小，那肯定是隔靴搔痒毫无鸟用。皇帝只会下旨严饬造谣中伤者，甚至严惩不贷，根本不会对高元辅如何，搞不好还要温言勉慰再三。
不过思及至此，高务实又想到，这位李兵备的背后肯定还有黑手，他不可能就是主谋——区区一个兵备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敢于直接弹劾当朝首辅？更何况，他还是个浙江的兵备道。
诶？浙江的兵备道？
江南财阀？沈一贯？
江南财阀的大本营可就是浙江，延伸势力范围才是应天、江西、福建等地，而沈一贯也是浙江鄞县人……这莫不是江南财阀或者沈一贯指使的？又或者，干脆是他们一起，也就是整个江南的财阀集团向我宣战了？
可是，为什么呢？高务实不由得思索起来。
江南财阀对以高务实为首的“实学派+靖难勋贵利益集团”一直十分不满，这一点高务实当然早就知道。不过，不满不代表就要如此直接在台面上宣战，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成算不高，反而很容易坏大事。
现如今回头来看，当初申时行做首辅、王锡爵在旁辅佐的时候，才是江南财阀集团向高务实宣战的较好时机。毕竟彼时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实力差距还不算很大，最大的差距只是在高务实的圣眷更隆。
然而当时的心学派其实也有自己的优势项目，比如南榜士人对北榜士人拥有心理优势(众所周知南榜比北榜难考)，而且现实中往往更加抱团，容易形成统一声浪，搞出当年“满朝倒拱”的气势。
另外，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基数也远比北方要大，而且集中程度很高，浙江、江西等地不光进士老爷多，举人、秀才更是满地走、多如狗。只要把这些人调动起来，上个万民书什么的——还都是有功名在身的“民”——那肯定是连皇帝也能感受到压力的。
然而，申时行与王锡爵并未选择与高务实直接撕破脸，最终反而因为内部一些极端派铤而走险被连累，最终双双致仕。现在回头去看，他们似乎是浪费了压制高务实的最后机会。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么？其实也未必。
后世有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实际上“压迫”越强，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高务实的崛起和壮大显然对江南财阀而言是越来越强大的“压迫”，所以他们的反抗也是越来越强的。这里有个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这样强烈。
换句话说，当年申时行和王锡爵没有选择与高务实撕破脸，本质上是江南财阀还没有形成与高务实撕破脸的统一决断。
那么反过来，如今这位宁绍兵备李叔元上疏弹劾高务实，或许就意味着江南财阀已经形成了统一决断，或者至少应该说，是大部分江南财阀已经决定要跟高务实撕破脸大战一场了。
这就是高务实的疑惑点：为什么江南财阀忽然之间就决定跟我撕破脸了？我最近好像也没有针对他们有要进行猛烈打压的动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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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务实判断，这背后定然出现了南北双方两大利益集团在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冲突，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甚至不可拖延！否则，江南财阀明明在官方层面已经居于劣势，脑子坏了才会在这个时候对他高元辅发难——这胜率实在是不高啊！
可是正如高务实所疑惑的，他自问自己继任首辅以来根本没在忙什么打压江南财阀的事，那为何江南财阀忽然仿佛被触了逆鳞一般？
高务实冥思苦想，难道就因为京华基建推广下水道工程？没道理啊，这活儿江南财阀又不搞，总不会是因为京华基建搞这个工程需要当地衙门花钱，结果当地衙门去找江南财阀打秋风去了吧？
这根本不可能。不是说地方衙门不会找财阀们打秋风，打秋风这种事并不少见，但中国历代官场在这件事上是早就形成了默契的——地主富商一般都会给点，而当地衙门也不会跟杀猪似的猛宰。
更多的时候，当时的局面都是一段在后世被很多人调侃应该申遗的台词那样：“豪绅先捐，百姓后捐。事成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所以，就算京华基建这档子事真的闹出了高务实不清楚的麻烦，但他至少可以肯定，江南财阀并不会因此在其中出现严重的利益受损——只要制度不到位，倒霉的总是普通人。
既然不是这件事，那还有什么事会让江南财阀如此决绝、不顾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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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觉得这一次应该算是挺难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