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多年的官场果然不是白混的，于他的辞疏在次日一早送进宫中相应的，七道弹劾他的奏疏也到了。
这七道弹章有两道来自于地方，五道直接来自于京师。来自地方的两道弹章之中，一道来自应天巡抚下辖的苏州，另一道来自于江西徽州。
翻开地图看看就知道，苏州与徽州都是紧挨浙江的两个经济重镇。从这里来的弹章，让高务实有理由肯定自己之前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
至于京中的弹章，这倒是理所当然。诚然，自从高务实继任首辅以来，尤其是沈一贯被迫离京去负责给封禅大典做准备以来，京师之中“一片祥和”，多年来的政争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然而，高务实不至于自大到认为这是心学派彻底投降，从此就是实学派赢得儒家道统，自己开始大权独揽的时代了。
官场始终是官场，争权夺利永不眠。利益就在那里，不是你拿就是我拿，没有哪个派系敢说自己能让所有人满意，所以心学派暂时的蛰伏只是迫不得已，等到他们认为有机会，照样会跳出来——或者，即便跳出来的人换了个马甲，不叫心学派了，那也改变不了什么，总之政敌永远会有。
虽说这次发起弹劾的第一人不过是个兵备道，而且高务实因为身边少了人帮衬而忽视了发起弹劾的根源，但他心里很清楚：既然人家动了手，就绝不会只有一个李叔元跳出来，紧随其后的一定是一波波弹章。
这是因为，大明官场的玩法就是如此：先挑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出来挑事，把事情挑起来之后再次第跟进，逐步掀起声浪，使得从地方到中枢、从七八品小官到二三品大臣都开始参与其中，形成当年徐阶整高拱那样“满朝倒拱”的局面，最后由阁老级重臣出来一锤定音。
高务实太熟悉这套玩法了，历年来他也一直按照这套玩法在玩。然而这一次，心学派与他们背后的江南财阀恐怕要愕然相顾，因为高务实选择了不作自辩，直接请辞。
这就好比人家还在蓄力，高务实直接开大——首辅请辞可不是小事，皇帝就不能等舆论发酵，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反对这位首辅了。此时的皇帝只有两种选择，并且要立刻作出二选一：要么放弃这位首辅，允许请辞；要么力保首辅，把发动弹劾的人严惩不贷。
当然，执行层面会稍微复杂一点，即皇帝怎么说也会先挽留一两次，等首辅再三请辞，皇帝再顺水推舟的表示允许。不过，这也就是表演性质的流程罢了，不影响事态发展。
昨天李叔元的弹章送到朱翊钧面前的时候，皇帝就有些纳闷，好端端地怎么南官们就弹劾起务实来了？按理说现在沈一贯都不在京师，你们心学派群龙无首，这个时候弹劾务实，最后一出戏怎么唱呢？
怀着这样的疑惑等到今天，皇帝本以为会收到高务实的自辩疏，也早已想好该如何“温言勉慰”了，谁知道和七道弹章一同送进来的居然是高务实的辞疏。皇帝听陈矩说起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什么情况，就李叔元昨天那一道弹劾，务实竟然直接请辞？
原本还显得轻松悠闲的朱翊钧顿时正经起来，让陈矩把七道弹章和高务实的辞疏都拿来给自己看。他先是下意识拿起了高务实的辞疏，但就在打开的一瞬间却忽然迟疑了一下，缓缓放在旁边，而是先看起了七道弹章。
不多时，朱翊钧就看完了弹章。他蹙着眉头，面色阴郁，似乎有些失望。弹章中弹劾高务实的罪名与昨天李叔元的差别不大，尤其是京中的五道弹章，基本就是把李叔元的弹章换了个说法复述一遍，很是没有新意。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些罪名从何而来他朱翊钧都很清楚，甚至知道得比弹章中更清楚。
倒是那两道来自苏州和徽州的弹章，里头说到了一些朱翊钧不是很清楚的细节。比如徽州知府所上的弹章，就很清楚的讲述了京华基建是如何暗示他“下水道工程”的重要性，以及高元辅对此的关注，最终“迫臣召集士绅贤良，共议捐资助工，而京华基建以此获利巨万”的全过程。
不得不说，进士出身的知府老爷文笔甚佳，将整件事详略得当的描绘得犹如亲见，朱翊钧似乎都能想到那个画面了。不过朱翊钧更重视的却是另一件事：数据。
这位府尊将京华基建提供给他的财务清单直接奉上，其中包括各类物料、用工开支，以朱翊钧从未见过这类清单的新手角度来看，光是“承插式水泥管”就占了全部资金的三成多一点，似乎确实有点问题。
而且，光是修一个徽州府府治——也就是歙县县城的“下水道”，居然要花三万多两银子，而用在“承插式水泥管”的购买就花掉一万一千两，这属实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难道务实真的从中牟取暴利了？朱翊钧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但他很快摇了摇头——不是坚信高务实不会从中谋利，而是他忽然想明白了一点：就算真是，那又如何？
不要跟皇帝讲法治，皇帝根本不在乎这个。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有罪没罪那得看朕怎么想。
“朕”会怎么想呢？
很简单：务实的功劳天下第一，而且当今朝廷里头根本没有人比务实更好用，所以他就算捞点钱又如何？
而且歙县作为徽州府治乃是上县，花费三万两，那么中县或许要花两万两，下县或许花一万两。如此推及全国，假设都来一次“下水道工程”，大明一千多个县，确实要花很多钱，可是……这关我皇帝什么事，务实也没让我拿钱啊！按照这位徽州府尊的说法，这笔钱是“乡绅贤良”们出的啊！
其实朱翊钧这个上中下三类县的各自花三万、两万、一万的估计很不准确，但皇帝不会为此细细计算，他就是简单估算一下。
明代千余个州县分成若干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方法大体有四种：
一是以区划地理位置划分的等级。
两京所在地的县地位最高，称为京县；其次是布政司所在地的府属县，称为首县；再次是府和直隶州所在地的县，称为倚县或附郭县，如歙县就是这一类；然后是府和直隶州所属的县，称府属县；最下是隶属于普通州的县(既要接受府的领导，又要受州的管辖)，称州属县。
二是以田赋多少而划分的等级，这也是后世一般人最熟悉的划分方法。
凡纳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纳粮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纳粮三万石以下为下县。
三是以本县事务繁简而划分的等级。
“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去处，俱为事繁；府、州、县田粮在十五、七万、三万石以下，僻静去处，俱为事简”。
不过要说明一下，这种按事务繁简划分的等级，主要用于州县官升迁黜降。
“外官有才勘治繁，见任偏僻；及勘治简，见任繁剧地方；巡抚、巡按官奏请更调者，酌量更调；或俱无可取，起送部别用。”
四是以州县人口多少和疆域大小划分的等级。
州县地处东南及平原地区，人口较多，一般人口在20万以上称为繁剧州县，亦号称大州县；人稀少的则为小州县，即使事繁也不免有小县之称，如当时的舒城县东西90里，南北90里，编户42里，人口12698人，郭懋“起补舒城，舒小而繁”，被称为小县。
州县地处西北及山区，人口虽少，但疆域较大，亦号称大州县，即使事简也不免有大州县之称。如四川云阳县，东西160里，南北240里，时人口16215人，人口与舒城县大致相同，编里也不多，人口不足两万人，因为疆域过大，所以出现割地析县之议，也可知地广也称大县。
总之，上述四种等级划分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实际上并没有官方统一的标准，各州县“大”或者“小”，也时常有所变化。
如果稍微认真一点计算，那么按照朱翊钧此刻“全国州县统统来一次下水道工程”的思路，总花费至少需要两千万两以上，那不是“确实要花很多钱”，而是“简直要花太太太多钱了”。
不过好巧不巧的是，朱翊钧没有认真计算，而京华基建也根本没有考虑过全国州县都来一遍。这样的工程其实有个前提，那就是城市人口足够多，要是人口不多则根本用不上这种新式下水道工程，就用以前的排水排污措施已经够了。
某著名明朝大片中有句经典台词：“朝廷，也就是几座宫殿几座衙门。饭，还是要分锅吃的。”
皇帝想问题就是这样的思路，所以朱翊钧根本不在乎“士绅贤良”花了多少钱在这里头，甚至他还觉得“士绅贤良”有的是钱，务实通过给当地修下水道来从他们手里收钱，可比那些直接找他们索贿的贪官污吏强多了！最起码，那下水道是真的修了吧？
然后是来自苏州的弹章。确切的说，这道弹章来自苏州太仓——不要慌，不是王锡爵上的，是来自于整饬苏松兵备兼理粮储水利副使……简称苏松兵备，此官不驻苏州城，而是驻于苏州下辖的太仓州。
这位苏松兵备的弹章之所以引起朱翊钧注意，是因为他弹劾了一条高务实的新罪状：私征海税。
本书前文说到过，大明在隆庆开关之后先是以福建月港为试点开征关税，所用税制比较粗枝大叶，基本上是按照出港船只的大小，或者说吨位来进行征税的。
后来高务实出任户部尚书并设立了两署十一司，随即给这个过于粗枝大叶的税法来了一次升级，将原本的按照船只总吨位计算改为按照载重吨计算，又将商品种类进行了简单分类，不同类别的商品会使用不同税率。
比如说，一船丝绸和一船大米在原先是同一个税率的，现在则一船丝绸的税率会远高于一船大米。这里头的原则其实比较简单，就两条：一看货物的价值，奢侈品属性货物的税率会明显高于生活必需品货物的税率；二看民生属性，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偏低，非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上涨。
不管怎么说，总之现在大明各港口出海都是要交税的了。这位苏松兵备弹劾高务实的地方则在于明明朝廷已经收了一次税，凭什么高务实(京华)还要再收一次税。
什么叫京华再收了一次税呢？其实他说的是京华的护航费。护航费这个事前文说过，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这位苏松兵备认定护航费就是“私征海税”，因为现实就是但凡大明出海的船只，几乎没有一艘敢于不交这笔护航费的。
说真的，这也就是高务实今天已经没来内阁视事了，他要是来了，看到这个罪名恐怕会大翻白眼——怎么着，你们当年给海盗们交保护费可以，现在交给我京华一笔护航费就不行？那些海盗可都是我京华花钱打造两洋舰队之后清剿干净的，而且京华的收费可比海盗便宜多了。
不过，高务实翻白眼归翻白眼，他大概也不会奇怪会有这种人——这厮一看就是为那些海商集团说话的，而海商集团既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肯定是锱铢必较，眼睛钻进钱眼里的货色。他们见现在海盗集团全部覆灭，海上贸易已然安全，肯定是不肯多花钱的。那么，继续收钱的京华自然是罪大恶极。
朱翊钧留下他的弹章认真看了看，倒也不是认为高务实在这里下手太狠。他纯粹是好奇，想知道高务实在这里头能赚多少钱——可别忘了，北洋海贸同盟里头有皇帝私底下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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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道弹章有两道来自于地方，五道直接来自于京师。来自地方的两道弹章之中，一道来自应天巡抚下辖的苏州，另一道来自于江西徽州。
翻开地图看看就知道，苏州与徽州都是紧挨浙江的两个经济重镇。从这里来的弹章，让高务实有理由肯定自己之前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
至于京中的弹章，这倒是理所当然。诚然，自从高务实继任首辅以来，尤其是沈一贯被迫离京去负责给封禅大典做准备以来，京师之中“一片祥和”，多年来的政争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然而，高务实不至于自大到认为这是心学派彻底投降，从此就是实学派赢得儒家道统，自己开始大权独揽的时代了。
官场始终是官场，争权夺利永不眠。利益就在那里，不是你拿就是我拿，没有哪个派系敢说自己能让所有人满意，所以心学派暂时的蛰伏只是迫不得已，等到他们认为有机会，照样会跳出来——或者，即便跳出来的人换了个马甲，不叫心学派了，那也改变不了什么，总之政敌永远会有。
虽说这次发起弹劾的第一人不过是个兵备道，而且高务实因为身边少了人帮衬而忽视了发起弹劾的根源，但他心里很清楚：既然人家动了手，就绝不会只有一个李叔元跳出来，紧随其后的一定是一波波弹章。
这是因为，大明官场的玩法就是如此：先挑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出来挑事，把事情挑起来之后再次第跟进，逐步掀起声浪，使得从地方到中枢、从七八品小官到二三品大臣都开始参与其中，形成当年徐阶整高拱那样“满朝倒拱”的局面，最后由阁老级重臣出来一锤定音。
高务实太熟悉这套玩法了，历年来他也一直按照这套玩法在玩。然而这一次，心学派与他们背后的江南财阀恐怕要愕然相顾，因为高务实选择了不作自辩，直接请辞。
这就好比人家还在蓄力，高务实直接开大——首辅请辞可不是小事，皇帝就不能等舆论发酵，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反对这位首辅了。此时的皇帝只有两种选择，并且要立刻作出二选一：要么放弃这位首辅，允许请辞；要么力保首辅，把发动弹劾的人严惩不贷。
当然，执行层面会稍微复杂一点，即皇帝怎么说也会先挽留一两次，等首辅再三请辞，皇帝再顺水推舟的表示允许。不过，这也就是表演性质的流程罢了，不影响事态发展。
昨天李叔元的弹章送到朱翊钧面前的时候，皇帝就有些纳闷，好端端地怎么南官们就弹劾起务实来了？按理说现在沈一贯都不在京师，你们心学派群龙无首，这个时候弹劾务实，最后一出戏怎么唱呢？
怀着这样的疑惑等到今天，皇帝本以为会收到高务实的自辩疏，也早已想好该如何“温言勉慰”了，谁知道和七道弹章一同送进来的居然是高务实的辞疏。皇帝听陈矩说起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什么情况，就李叔元昨天那一道弹劾，务实竟然直接请辞？
原本还显得轻松悠闲的朱翊钧顿时正经起来，让陈矩把七道弹章和高务实的辞疏都拿来给自己看。他先是下意识拿起了高务实的辞疏，但就在打开的一瞬间却忽然迟疑了一下，缓缓放在旁边，而是先看起了七道弹章。
不多时，朱翊钧就看完了弹章。他蹙着眉头，面色阴郁，似乎有些失望。弹章中弹劾高务实的罪名与昨天李叔元的差别不大，尤其是京中的五道弹章，基本就是把李叔元的弹章换了个说法复述一遍，很是没有新意。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些罪名从何而来他朱翊钧都很清楚，甚至知道得比弹章中更清楚。
倒是那两道来自苏州和徽州的弹章，里头说到了一些朱翊钧不是很清楚的细节。比如徽州知府所上的弹章，就很清楚的讲述了京华基建是如何暗示他“下水道工程”的重要性，以及高元辅对此的关注，最终“迫臣召集士绅贤良，共议捐资助工，而京华基建以此获利巨万”的全过程。
不得不说，进士出身的知府老爷文笔甚佳，将整件事详略得当的描绘得犹如亲见，朱翊钧似乎都能想到那个画面了。不过朱翊钧更重视的却是另一件事：数据。
这位府尊将京华基建提供给他的财务清单直接奉上，其中包括各类物料、用工开支，以朱翊钧从未见过这类清单的新手角度来看，光是“承插式水泥管”就占了全部资金的三成多一点，似乎确实有点问题。
而且，光是修一个徽州府府治——也就是歙县县城的“下水道”，居然要花三万多两银子，而用在“承插式水泥管”的购买就花掉一万一千两，这属实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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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跟皇帝讲法治，皇帝根本不在乎这个。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有罪没罪那得看朕怎么想。
“朕”会怎么想呢？
很简单：务实的功劳天下第一，而且当今朝廷里头根本没有人比务实更好用，所以他就算捞点钱又如何？
而且歙县作为徽州府治乃是上县，花费三万两，那么中县或许要花两万两，下县或许花一万两。如此推及全国，假设都来一次“下水道工程”，大明一千多个县，确实要花很多钱，可是……这关我皇帝什么事，务实也没让我拿钱啊！按照这位徽州府尊的说法，这笔钱是“乡绅贤良”们出的啊！
其实朱翊钧这个上中下三类县的各自花三万、两万、一万的估计很不准确，但皇帝不会为此细细计算，他就是简单估算一下。
明代千余个州县分成若干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方法大体有四种：
一是以区划地理位置划分的等级。
两京所在地的县地位最高，称为京县；其次是布政司所在地的府属县，称为首县；再次是府和直隶州所在地的县，称为倚县或附郭县，如歙县就是这一类；然后是府和直隶州所属的县，称府属县；最下是隶属于普通州的县(既要接受府的领导，又要受州的管辖)，称州属县。
二是以田赋多少而划分的等级，这也是后世一般人最熟悉的划分方法。
凡纳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纳粮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纳粮三万石以下为下县。
三是以本县事务繁简而划分的等级。
“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去处，俱为事繁；府、州、县田粮在十五、七万、三万石以下，僻静去处，俱为事简”。
不过要说明一下，这种按事务繁简划分的等级，主要用于州县官升迁黜降。
“外官有才勘治繁，见任偏僻；及勘治简，见任繁剧地方；巡抚、巡按官奏请更调者，酌量更调；或俱无可取，起送部别用。”
四是以州县人口多少和疆域大小划分的等级。
州县地处东南及平原地区，人口较多，一般人口在20万以上称为繁剧州县，亦号称大州县；人稀少的则为小州县，即使事繁也不免有小县之称，如当时的舒城县东西90里，南北90里，编户42里，人口12698人，郭懋“起补舒城，舒小而繁”，被称为小县。
州县地处西北及山区，人口虽少，但疆域较大，亦号称大州县，即使事简也不免有大州县之称。如四川云阳县，东西160里，南北240里，时人口16215人，人口与舒城县大致相同，编里也不多，人口不足两万人，因为疆域过大，所以出现割地析县之议，也可知地广也称大县。
总之，上述四种等级划分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实际上并没有官方统一的标准，各州县“大”或者“小”，也时常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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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巧不巧的是，朱翊钧没有认真计算，而京华基建也根本没有考虑过全国州县都来一遍。这样的工程其实有个前提，那就是城市人口足够多，要是人口不多则根本用不上这种新式下水道工程，就用以前的排水排污措施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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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来自苏州的弹章。确切的说，这道弹章来自苏州太仓——不要慌，不是王锡爵上的，是来自于整饬苏松兵备兼理粮储水利副使……简称苏松兵备，此官不驻苏州城，而是驻于苏州下辖的太仓州。
这位苏松兵备的弹章之所以引起朱翊钧注意，是因为他弹劾了一条高务实的新罪状：私征海税。
本书前文说到过，大明在隆庆开关之后先是以福建月港为试点开征关税，所用税制比较粗枝大叶，基本上是按照出港船只的大小，或者说吨位来进行征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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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一船丝绸和一船大米在原先是同一个税率的，现在则一船丝绸的税率会远高于一船大米。这里头的原则其实比较简单，就两条：一看货物的价值，奢侈品属性货物的税率会明显高于生活必需品货物的税率；二看民生属性，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偏低，非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上涨。
不管怎么说，总之现在大明各港口出海都是要交税的了。这位苏松兵备弹劾高务实的地方则在于明明朝廷已经收了一次税，凭什么高务实(京华)还要再收一次税。
什么叫京华再收了一次税呢？其实他说的是京华的护航费。护航费这个事前文说过，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这位苏松兵备认定护航费就是“私征海税”，因为现实就是但凡大明出海的船只，几乎没有一艘敢于不交这笔护航费的。
说真的，这也就是高务实今天已经没来内阁视事了，他要是来了，看到这个罪名恐怕会大翻白眼——怎么着，你们当年给海盗们交保护费可以，现在交给我京华一笔护航费就不行？那些海盗可都是我京华花钱打造两洋舰队之后清剿干净的，而且京华的收费可比海盗便宜多了。
不过，高务实翻白眼归翻白眼，他大概也不会奇怪会有这种人——这厮一看就是为那些海商集团说话的，而海商集团既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肯定是锱铢必较，眼睛钻进钱眼里的货色。他们见现在海盗集团全部覆灭，海上贸易已然安全，肯定是不肯多花钱的。那么，继续收钱的京华自然是罪大恶极。
朱翊钧留下他的弹章认真看了看，倒也不是认为高务实在这里下手太狠。他纯粹是好奇，想知道高务实在这里头能赚多少钱——可别忘了，北洋海贸同盟里头有皇帝私底下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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