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忽然说让高务实放心大胆去做霍光,这件事一开始的确让高务实颇为吃惊。毕竟在这个儒家思想已经深入社会各方各面的时代,霍光那种擅行废立之举无疑是对皇权的大不敬,而对皇权大不敬就是有违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的。
无论你这废立是不是对大汉王朝实际上有着莫大好处,甚至你擅行废立本身就是因为你忠于先帝的意志,总之都不行。只要你做了,你就是乱了纲常,就是乱臣贼子。
君王必然是对这种纲常礼制最为坚定支持的人,所以当皇帝说出这番话时,高务实才会愕然不解,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而当皇帝稍稍暗示,他转念一想,便立刻明白皇帝为何敢于让他“去做霍光”了。这里头至少有三条理由,而且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
首先是政治氛围不同,或者说,是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
霍光执掌天下大权时,“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这一局面甚至成为了日本“关白”一职的来历,可见影响之深远。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汉初的国策本是黄老之术,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霍光掌权正是在武帝死后。
换言之,霍光掌权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也不过区区数十年,很多人只是顺着武帝的心意,在嘴上把儒家捧了起来。他们心底里对儒家的认同感究竟有几分,那是谁也不敢下定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霍光行废立之事才没有太过于强大的反对浪潮。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今上”的种种不端,并且让贵族高官都认识到——这皇帝再干下去,咱们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废立就不再是无人敢于触碰的天条。
然而大明呢?此时儒家早已盛行一千多年,所有人从接触社会开始就被禁锢在这种纲常伦理之下,而理学更是为这种纲常伦理再一次做了强化,以至于君臣尊卑被视为天经地义。在这种时候再想搞废立,社会基础可谓薄如蝉翼。
这可不是高务实想多了,或者没听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他是有自己的认识的,这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明的皇帝、监国动不动就换,但是也有没哪个老朱家之外的“兵强马壮者”去“为之”,而是一个个都乖巧地去奉某位朱明宗室为皇帝。至于他们自己,宁可做权臣,也不敢轻易自立为帝。连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都聪明地转投了南明——哪怕那时候的南明只剩一张虎皮。
另一个例子是,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犹豫良久,最终没有抬出老朱家的人在台面上做虎皮,而是自立为帝。结果,这一下子就让他失去了所有原本还能争取一下的势力支持,最终被本来已经战力大衰的清廷纠集各路力量平定。
民心本身并不能决定皇位的归属与稳定,但失去民心的人就算自立为帝,也不过是沐猴而冠,这皇位是绝对坐不稳的。
万历中兴是实打实的,无论高务实在其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最终还是会被归因到万历天子头上,所以朱翊钧的确不怕高务实对他有什么企图。
即便将来万历天子驾崩,但他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也会余荫自己的太子。只要太子没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那么即便是高务实,也动摇不了太子从自己父皇手中继承的皇位。
顶多,你架空小皇帝呗。可是你终归是要死的,而小皇帝比你年轻三十多岁,大家拼寿命,优势总在小皇帝。当你死了,你儿子总不能也继承你的官位吧?那么,小皇帝自然胜出。
这里就该说朱翊钧的第二条理由了。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上以门阀制度为主,即权贵们的权力可以比较轻松地让自己的下一代合法继承。然而大明的政治架构可不是汉朝那样的门阀制度,大明施行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的文人官员才是维持国家运转的主力。
或许有人要说,大明也有宗王宗亲,还有各大勋贵,怎么就不算门阀了呢?开什么玩笑,宗室不过是个猪圈,甚至现在高务实连猪圈都想给他拆了,在政治地位、政治实权上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勋贵,他们倒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们负责的不是国家的运转,而仅仅只是拱卫皇权。举个例子,假设朝廷明年要加税或者减税,请问是内阁首辅的意见重要,还是某位国公爷的意见重要?
别开玩笑了,任你是哪家国公爷,但凡不是嫌自己这个国公干得腻歪了,那就压根不会就这个问题多说半个字。
别说是这些朝廷行政上的事务,就算是五军都督府主管的那些事,国公爷与其他勋贵们一般也不会和兵部纠缠太多——除非兵部说以后勋贵们连在五军都督府挂名都不允许,那他们或许会跳出来跪求皇帝为他们做主。
当然,这种情况下皇帝有极大概率也是真要为他们做主的,毕竟如果勋贵们完全靠边站了,那皇帝也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
总之,朝廷实际上的行政大权都在文官集团手中,而文官集团的权力因为科举制的存在,无法合理合法的转到自己的儿孙手中,只能通过“师生”、“同年”、“联姻”等关系来维持。
而即便有这许多加持,家中的学业也必须搞好。因为你一代人没考上还能靠上代人的余荫,可要是再多一两代人考不上,那就真的只能家道中落了。
如此说来,前两条分别是社会思想不同,权力继承制度不同,那么朱翊钧的第三条理由是什么呢?
是权力分配不同。
霍光执掌大权靠的是什么?除了汉武帝临终前给他的“顾命大臣”地位之外,真正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大将军”之职。
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
汉之前,最高军事武官称为上将军,如秦之白起,燕之乐毅,秦末之宋义、项羽,为一国之最高军事统帅。陈胜,吴广起义时,赵王武臣任命陈余为大将军。
西汉时,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韩信被处死后即不常置。仅战时临时受封,战毕即除。如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刘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而后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并规定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谓,位在三公上,卿以下皆拜。后又设大司马,为将军的加官。
因之前丞相的权力过大,自汉武帝起,权力逐步转入中朝。武帝时天子的宾客,大都是挂着侍中头衔与政的。但武帝时的将军都是领兵出征,并不过多参与朝廷政治。甚至卫青和霍去病并为将军,加大司马,亲信无人可以比拟,但他们也只是主要掌管军务。
到霍光时,开始用大司马大将军的名义当政,权力在宰相之上。从此,大将军实为中朝官领袖,后王凤等皆以大司马、大将军预闻政事。汉成帝后期,改大司马由加官转为本官,设金印紫绶,去将军之号。
总之,按《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而按《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则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最后这句话很关键,“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所以说,霍光在武帝去世之后,不仅是大汉的“首席顾命大臣”,还是“军政全权掌控者”。
那么,朱翊钧所谓让高务实“去做霍光”,高务实真能做到吗?其实不能,因为汉、明两朝的官职体系相去甚远。
大明早已没有宰相,而现在的所谓内阁首辅,顶多只是宰相的超级弱化版。首辅既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实(主要指开府设置官吏等权力),仅仅只是由于卡在了皇帝与百官的中间,占据了原本属于宰相的“生态位”,所以在外界还会被以“相”称之罢了。[注:这一点在本书很早的阶段就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样一看,情况就很明显:大将军不仅明确位在三公之上,而且内掌政权,外掌军权,两边还都名正言顺,可见权力何其巨大,何其稳固,何其不容置疑?
首辅大学士呢,正经来说不过是个五品小官,理论上只有一个对皇帝提出建议的权力——是否获得采纳,全看皇帝心意。
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首辅要做事,一靠皇帝听建议,直接下达圣旨,走正规流程过六科,然后六部执行;二靠写私函给各地要员,以自己“既如宰相之尊,又如近臣之亲”的古怪地位使该员有所畏惧,不得不遵照其意志执行私函中表达的意思。
总而言之,首辅这个位置权力大不大,很大程度上看是谁在其位。就好比当年李春芳做首辅的时候,满朝文武都不拿他当根葱,但李春芳一走换了高拱上来,大家立马老实巴交,除了极个别死硬反高派之外,其他人全成了乖宝宝,恨不得出门都叼着奶嘴走。
当然,其实之前王家屏当首辅的时候也没差太多,哪怕王家屏脾气并不好,但多数朝官也并不怕他。可是等他一走,高务实继任,大家又立刻老实了。甚至连沈一贯都被迫找借口出差,先跑去泰山安排了一番,又一路跑去了南京。
然而不论如何,首辅的权威并不稳固,因为连它这个职务都不算什么“经制之官”,有多少权威只看两点:一是皇帝对你这个人态度如何,亲则权力极盛,疏则威风丧尽;二看你个人的势力大小、威望高低。
势力大、威望高,如高务实这般,那大家还是怕你的,毕竟……你就算不是首辅,这样的势力也不容轻视,这样的威望也不容亵渎。但有一点,如果你真的长期远离权力中枢,任凭你原来势力多大、威望多高,总会逐渐消散。
在这种情况下,朱翊钧可以断定,高务实不会傻乎乎地真去做到霍光的程度,因为他的权位实际上并不如当年的霍光那样稳固,那样不容置疑。
朱翊钧直到,就算自己真的忽然龙驭宾天,那么一时之间,高务实可以施展的权力或许不比霍光少,但那靠的不是制度,而是他高务实这个人的声望、人脉,这是不稳固的,也不长久。
以他对高务实的了解,高务实不会在这种时候赌一把,做出一种“宁可我事后花几十年时间善后,找书苑shuyun.om今天也要XXXX”的决定。这种事司马懿做过,但司马家也从此背上罪孽,最后导致天降灾祸,司马家后代一代比一代惨……前车之鉴在此,高务实肯定不会做啦。[注:朱翊钧会信报应,这不用多解释吧?]
正是因为有以上三条理由,朱翊钧才会坚信即便让高务实去做霍光,他也不会做得比霍光更过分。而只要让高务实本人同意并且做出安排,不让高家后世子弟——甚至只需要不让高务实的儿辈进入朝廷中枢,那么一切事情就都在控制之内,绝对没有危险。
至于刚才朱翊钧所提到的所谓“封国公”,乃至于“封外姓王”,则都是为了让高务实接受上述条件而做出的妥协。
把你自己打下来的南疆封给你,给你个王爷来当。你则负责教好我的儿子,而你的后代不插手大明朝政。这笔买卖你干不干?
高务实沉默片刻,缓缓道:“皇上受命于天,威福自专,赏功罚过,皆在一念。臣世受皇恩,但有所命,唯奉旨谨行而已。”
朱翊钧眉角轻轻一挑,释然道:“那就是说,你都答应了?”
高务实躬身道:“君有所命,臣不敢辞。”
朱翊钧拍了拍手,道:“很好,很好,既然这样,那朕也就直说了。南疆这场仗你自己看着些,只要打得差不多了就先收手吧,朕打算以此战之功,先给高渊封个官。”
高务实心中一动,拱手道:“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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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这废立是不是对大汉王朝实际上有着莫大好处,甚至你擅行废立本身就是因为你忠于先帝的意志,总之都不行。只要你做了,你就是乱了纲常,就是乱臣贼子。
君王必然是对这种纲常礼制最为坚定支持的人,所以当皇帝说出这番话时,高务实才会愕然不解,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而当皇帝稍稍暗示,他转念一想,便立刻明白皇帝为何敢于让他“去做霍光”了。这里头至少有三条理由,而且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
首先是政治氛围不同,或者说,是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
霍光执掌天下大权时,“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这一局面甚至成为了日本“关白”一职的来历,可见影响之深远。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汉初的国策本是黄老之术,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霍光掌权正是在武帝死后。
换言之,霍光掌权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也不过区区数十年,很多人只是顺着武帝的心意,在嘴上把儒家捧了起来。他们心底里对儒家的认同感究竟有几分,那是谁也不敢下定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霍光行废立之事才没有太过于强大的反对浪潮。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今上”的种种不端,并且让贵族高官都认识到——这皇帝再干下去,咱们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废立就不再是无人敢于触碰的天条。
然而大明呢?此时儒家早已盛行一千多年,所有人从接触社会开始就被禁锢在这种纲常伦理之下,而理学更是为这种纲常伦理再一次做了强化,以至于君臣尊卑被视为天经地义。在这种时候再想搞废立,社会基础可谓薄如蝉翼。
这可不是高务实想多了,或者没听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他是有自己的认识的,这可以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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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犹豫良久,最终没有抬出老朱家的人在台面上做虎皮,而是自立为帝。结果,这一下子就让他失去了所有原本还能争取一下的势力支持,最终被本来已经战力大衰的清廷纠集各路力量平定。
民心本身并不能决定皇位的归属与稳定,但失去民心的人就算自立为帝,也不过是沐猴而冠,这皇位是绝对坐不稳的。
万历中兴是实打实的,无论高务实在其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最终还是会被归因到万历天子头上,所以朱翊钧的确不怕高务实对他有什么企图。
即便将来万历天子驾崩,但他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也会余荫自己的太子。只要太子没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那么即便是高务实,也动摇不了太子从自己父皇手中继承的皇位。
顶多,你架空小皇帝呗。可是你终归是要死的,而小皇帝比你年轻三十多岁,大家拼寿命,优势总在小皇帝。当你死了,你儿子总不能也继承你的官位吧?那么,小皇帝自然胜出。
这里就该说朱翊钧的第二条理由了。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上以门阀制度为主,即权贵们的权力可以比较轻松地让自己的下一代合法继承。然而大明的政治架构可不是汉朝那样的门阀制度,大明施行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的文人官员才是维持国家运转的主力。
或许有人要说,大明也有宗王宗亲,还有各大勋贵,怎么就不算门阀了呢?开什么玩笑,宗室不过是个猪圈,甚至现在高务实连猪圈都想给他拆了,在政治地位、政治实权上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勋贵,他们倒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们负责的不是国家的运转,而仅仅只是拱卫皇权。举个例子,假设朝廷明年要加税或者减税,请问是内阁首辅的意见重要,还是某位国公爷的意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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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力分配不同。
霍光执掌大权靠的是什么?除了汉武帝临终前给他的“顾命大臣”地位之外,真正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大将军”之职。
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
汉之前,最高军事武官称为上将军,如秦之白起,燕之乐毅,秦末之宋义、项羽,为一国之最高军事统帅。陈胜,吴广起义时,赵王武臣任命陈余为大将军。
西汉时,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韩信被处死后即不常置。仅战时临时受封,战毕即除。如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刘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而后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并规定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谓,位在三公上,卿以下皆拜。后又设大司马,为将军的加官。
因之前丞相的权力过大,自汉武帝起,权力逐步转入中朝。武帝时天子的宾客,大都是挂着侍中头衔与政的。但武帝时的将军都是领兵出征,并不过多参与朝廷政治。甚至卫青和霍去病并为将军,加大司马,亲信无人可以比拟,但他们也只是主要掌管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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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按《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而按《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则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最后这句话很关键,“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所以说,霍光在武帝去世之后,不仅是大汉的“首席顾命大臣”,还是“军政全权掌控者”。
那么,朱翊钧所谓让高务实“去做霍光”,高务实真能做到吗?其实不能,因为汉、明两朝的官职体系相去甚远。
大明早已没有宰相,而现在的所谓内阁首辅,顶多只是宰相的超级弱化版。首辅既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实(主要指开府设置官吏等权力),仅仅只是由于卡在了皇帝与百官的中间,占据了原本属于宰相的“生态位”,所以在外界还会被以“相”称之罢了。[注:这一点在本书很早的阶段就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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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以上三条理由,朱翊钧才会坚信即便让高务实去做霍光,他也不会做得比霍光更过分。而只要让高务实本人同意并且做出安排,不让高家后世子弟——甚至只需要不让高务实的儿辈进入朝廷中枢,那么一切事情就都在控制之内,绝对没有危险。
至于刚才朱翊钧所提到的所谓“封国公”,乃至于“封外姓王”,则都是为了让高务实接受上述条件而做出的妥协。
把你自己打下来的南疆封给你,给你个王爷来当。你则负责教好我的儿子,而你的后代不插手大明朝政。这笔买卖你干不干?
高务实沉默片刻,缓缓道:“皇上受命于天,威福自专,赏功罚过,皆在一念。臣世受皇恩,但有所命,唯奉旨谨行而已。”
朱翊钧眉角轻轻一挑,释然道:“那就是说,你都答应了?”
高务实躬身道:“君有所命,臣不敢辞。”
朱翊钧拍了拍手,道:“很好,很好,既然这样,那朕也就直说了。南疆这场仗你自己看着些,只要打得差不多了就先收手吧,朕打算以此战之功,先给高渊封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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