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又是一年过去。在春风的轻抚下，大明朝的心脏——京师，渐渐苏醒。正月十五刚过数日，新年的欢庆之声还在耳边回响，而一条消息已在民间传开：万历爷御驾即将南下，前往泰山封禅。
封禅，不仅是对天地的敬仰，更是对三十年来万历中兴的一次壮丽展示。至如今，天下间几乎无人敢于质疑“万历中兴”一说，因为经过几乎一年的全方位舆论宣传，别说是士林上下，就算贩夫走卒都已经把今上万历爷的“十全功业”记得清清楚楚。
“十全功业”这个词是高务实提出的，虽然远在天竺坐镇的刘馨听到后在私下评价了一句“恶趣味”。但不同于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按照以京华报业为首的宣传口之归纳，万历爷如今的“十全功业”还真不是胡说八道，而是每一条都能一一印证的客观事实。
何谓“十全功业”？是以下十条：
其一，政治稳定：赖陛下洪福，英明睿断，以及前相高拱、郭朴等，直到现任内阁首辅高务实为止的诸多贤臣之努力，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平衡，使得国朝政治更加稳定，做到了上下一心，其利断金，这就为大明如今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其二，经济发展：在历任首辅，尤其是今相高务实的推动下，大明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百姓生活水平提高。
这一点尤其值得展开来说：例如农业，是高务实引入并推动了玉米、番薯等高产物种的种植与推广，又在辽东试验并推广了来自日本东北的耐旱水稻，使得大明北方这些年即便连年受灾，也没有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增产的粮食配合朝廷的主动移民安置政策，让灾害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无论士林民间，都将此事称之为“历代之未有”。
手工业更不必说了，从高务实当初打着“实学实践”的幌子创办京华开始，京华就是大明新型手工业发展的领头羊，继而又带动了许多实学派的官员家族和北方商贾成为其名下各个产业的配套供应链之一，各方由此开始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时至今日，京华名下的产业部门已然多不胜数，从军工到民生，亦或军民两用，京华几乎无不涉足，但又有所自制。
这种自制尤其难得，比如在一些仅仅涉及基础民生的产业上，京华明明可以依靠先发优势继续发展，但却被高务实下令分批变卖，将之分别交给多家民企自由竞争，而京华不做垄断。
这里头最著名的就是京华香皂——作为高务实发家的第一款重点产品，在万历二十年时，高务实就将香皂的基本配方公开，任由各地民企自行使用或研发新的香型、品类来互相竞争。这件事，包括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也是高务实能在士林民间免于许多指责的重要原因。
至于商业，如今回顾来看，“北洋海贸同盟”的成立算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会”，并不排斥和抑制内部竞争，但又对外保持为一个整体商业集团，使得其内部各家族、企业“对内收割”的镰刀被强力压制，而“对外收割”的力度则大幅增强。
这种模式如果放大到国家层面来看，有点像西方所谓的“重商主义”，即认为国家财富的累积体现为赚了国外多少贵金属货币。但是，西方各国的情况与大明不同，重商主义在他们那儿有严重的后果——重货币(贵金属)而轻实物往往会导致国内物价失控，然后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反过来遏制生产力的发展。[注：考虑到大家不爱看“论文”，我就不展开了。]
然而大明不同。大明乃至中国古代很多时期，往往都受困于一件事：生产力杠杠的，但是货币严重不足，确切的说是重金属货币严重不足。而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而言，非常、非常、非常有害。
货币不足带来的问题可不仅仅是交易不便，尤其是大规模、高价值交易很难完成这一点。货币不足会导致货币价值持续上升而百姓购买力不断下降，进而降低经济活力——举个例子，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有钱人很喜欢把银子、铜钱埋起来？除了“没有优秀的投资标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些“钱”就算放着也会越来越“值钱”，那你有多的钱当然就放着了，反正有得赚啊。
钱都被埋起来了，民间交易就更困难，贵金属货币价值又进一步升高，民间经济活力就越差，恶性循环停不下来了。而对于朝廷来说，这里的问题还要更严重。
为何中国古代的税收往往以实物为主？明明实物税收会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比如你征收一百万石粮食送到京师，光是运输途中就要折损好几成。可是历代朝廷难道都是傻子，看不到这一点吗？他们当然看得到，只是没办法在内部解决，因为中国的贵金属产量相较于实际生产力而言压根就不够啊，你内部怎么解决？点石成金吗？
海贸为何重要？大明的商品生产力太强但贵金属不足，而海贸就是把商品交换出去，去和海外那些生产力低下但是贵金属富余的地方做交易，把贵金属换回来，使得大明国内的经济达成“钱与货”之间的平衡。
这一平衡达成之后，只要高务实控制好力度，让国内处于极轻微的通货膨胀状态，埋银子和铜钱的人就会发现，现在埋钱不划算了，一百两银子埋一年就会亏1-2两，那怎么能行呢？必须把钱挖出来投入有赚头的行当！
于是，他们多半就会加入高务实创造的经济正循环体系之中，要么引进玉米番薯耐旱水稻提高产能，要么去搞京华的手工业配套生产，或者加入商业洪流去促进商品流通——管他怎样，反正都符合高务实的期望。
所以说，海贸确实是为了赚“钱”，但根子却不在于“钱”，而在于用这些“钱”来达成中国内部的经济平衡。高务实前世时看到过无数搞海贸的，却没看到几个点出问题关键的。现在，他自己实践了。
正因为这是一套整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变更，不是仅仅搞点银子回来那么简单，所以他才会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来铺垫和逐步推进。好在，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其三，军事强化：万历朝通过京营改制，一定程度上改革了军制，在京营即“中央军”层面强化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使得大明朝廷直属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巩固皇权的同时也让政局更加稳定。
前期，禁卫军这支精锐部队的建立，不仅提升了京畿附近的防御能力，同样也提高了对外威慑力和实际作战能力，这从灭元之战就能看得出来。
而对于边军或者说地方军，高务实早期无力干涉太多，只能从后勤军械等方面来为他们做“温补”。即便如此，各地边军的战斗力也明显出现了逐步提高的可喜形势。而到前不久高务实提出的甲种军、乙种军等分级军改计划，便是军事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体现。
军改的成果可就太多了，万历朝这些年安南定北援东征西，甚至还可以带上“平内”，哪一场仗敢说不是得益于军改的成功？
其四，文化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万历朝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科举制度虽然还有一大项目尚未完成，但高务实已经成功的给科举打了一个小小补丁：先搞了“十分制”，再给出一个“同分额外补充项”。
即现在科举实行计分制，十分为满分，考题与以往一样，都是名义上考四书五经，实际上主考四书，尤其是本经。高务实真正的补丁在于后面那个“同分额外补充项”，即如果两个考生或者多名考生都是同一个分数，比如说十分，那么就从“增考科目”中再比个高下。
什么增考科目呢？比如数学。这就是高务实加入的“增考”科目之一。不过高务实虽然加了几个增考科目，但每位考生在第一轮考试之中只能增考一门，除非出现主考与增考之后依旧同分的情况，否则不会再考第二轮——第二轮是继续增考一门，以此类推。
这个“科举补丁”的目的显而易见，士人们不能再如以往那样只会道德文章，因为各种“实际应用”类的增考科目将会决定你是否中试。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么做加重了士人之间的“内卷”，但高务实认为这种“内卷”是有益的。
原先的官员就算选拔出来，朝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长处，搞不好人家除了道德文章啥也不会，到了地方只能被吏员耍得团团转，到了中枢……干啥啥不行，党争第一名。而现在，官员的长处在朝廷眼里就明确多了，自然能更好的人尽其才。
除此之外，由于朝廷财政的改善，高务实拨出专款用于改善各级学校(明朝有这些，本书第一卷有介绍)的学舍和师资力量，这对于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寒门学子的教育普及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得大明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文人墨客层出不穷。
尤其是这些年的开疆拓土使得现在的文人墨客逐渐又有了盛唐时那种豪迈，“边疆文学”再次兴盛，“出海文学”由此产生，使得文化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五，外交拓展：在对外关系上，万历朝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部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扩大了大明朝的影响力。无论是土默特、鄂尔多斯部的封贡，东蒙古草原的克定，朝鲜的内附，西域的收复，都是“大明天威”的具体展现。
当然，南方那些过去时来时不来的朝贡国，因为高务实通过京华实际完成了对他们的控制，现在也都成了最规矩的藩属，严格按照朝廷的要求完成朝贡。
无论这其中的猫腻有多少，至少在朝廷看来——甚至在士林民间看来，现在的各朝贡国对“我天朝”简直是服服帖帖，绝不敢自行其是。正如京华诸报宣传的那样：“自古伟业之盛，莫过于此”。
其六，社会治理：其实所谓社会治理，根子就是吏制。万历朝在高务实就任户部尚书之后，在财政上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有效减少了地方官员的腐败现象，提高了各级衙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举个例子，现在地方衙门很多收入与开支都会受到户部派遣的专员进行审核，而这些专员都是“大户部改革”之后由户部从京华工匠学堂财务系雇佣而来，他们不是官员，甚至不是吏员，理论上和户部只有“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可以看做后世所谓的“第三方调查”，客观中立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高务实又考虑到这些人也可能被地方衙门收买，因此再打了个补丁加强内卷：如果某地衙门的财务已经通过审核，但后来被巡按御史发现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揪出问题，则前期派往调查的财务专员要承担责任。
财政清则吏制清，吏制清则天下清。高务实始终兼任户部尚书，就是希望通过长期在任给大明树立起规范，形成政策惯性。这样一来就算将来自己离任了，这些优化措施也不会马上人走茶凉，说没就没。
其七，科技创新：在科技方面，万历朝当然大有作为。高务实不仅是在京华内部，在朝廷、在民间也都极力鼓励科技创新和工艺改进，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军事等领域的技术进步。这个方面的具体成就太多太多，反倒不好一一例举了[注：主要是太多了，实在太占篇幅]。
其八，民生改善：这是普通百姓观感最为直接的方面。高务实当政之后，朝廷无论是对防灾、救灾、赈灾、灾后重建都极大的投入了力量，与过去那种不闻不问(没能力过问)强太多了，简直天渊之别。
另外，税法、水利、盐法等各种程度不一的改革，以及“荣勋”制度下让各地士绅主动修桥铺路等措施，最终也都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提高了民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了他们对朝廷的向心力。
其九，法制建设：汉朝之后的中国往往“儒皮法骨”，但“法治”始终得不到朝廷层面的正面认可，而高务实依靠自己“儒门正宗”的出身，以及“六首状元”的威名加持，敢于正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新增、修订和完善了许多法律制度，使得国家的治理更加规范和有序，减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其十，文明融合：在教派和文化方面，万历朝也有所作为，通过军事征服，经济和文化吸引等各种手段，完成了巨大的开疆拓土之功业，然后又以中国独有的兼收并蓄、文化包容促进了不同教派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既增强了大明全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同时又不放纵，将各种文明汇聚在汉文明这个主体之内——注意是之内，不是之下。
这“十全功业”共同构成了万历朝三十年来的中兴局面，使得大明朝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
随着西征的胜利，如今“十全功业”已成，确实到了封禅泰山，向天地、万民昭告中兴之时！
御驾出发之日，晨光初照，京城的街道上已是人山人海。百姓们穿戴节日的盛装，两手高高挥舞，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他们知道，今日所见，将是一生难忘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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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doni”的月票支持，谢谢！
PS：我都没想到写个总结还挺难的￣□￣｜｜。自己查自己写的“资料”，这种感觉……很微妙。
封禅，不仅是对天地的敬仰，更是对三十年来万历中兴的一次壮丽展示。至如今，天下间几乎无人敢于质疑“万历中兴”一说，因为经过几乎一年的全方位舆论宣传，别说是士林上下，就算贩夫走卒都已经把今上万历爷的“十全功业”记得清清楚楚。
“十全功业”这个词是高务实提出的，虽然远在天竺坐镇的刘馨听到后在私下评价了一句“恶趣味”。但不同于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按照以京华报业为首的宣传口之归纳，万历爷如今的“十全功业”还真不是胡说八道，而是每一条都能一一印证的客观事实。
何谓“十全功业”？是以下十条：
其一，政治稳定：赖陛下洪福，英明睿断，以及前相高拱、郭朴等，直到现任内阁首辅高务实为止的诸多贤臣之努力，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平衡，使得国朝政治更加稳定，做到了上下一心，其利断金，这就为大明如今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其二，经济发展：在历任首辅，尤其是今相高务实的推动下，大明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百姓生活水平提高。
这一点尤其值得展开来说：例如农业，是高务实引入并推动了玉米、番薯等高产物种的种植与推广，又在辽东试验并推广了来自日本东北的耐旱水稻，使得大明北方这些年即便连年受灾，也没有出现最糟糕的局面，增产的粮食配合朝廷的主动移民安置政策，让灾害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无论士林民间，都将此事称之为“历代之未有”。
手工业更不必说了，从高务实当初打着“实学实践”的幌子创办京华开始，京华就是大明新型手工业发展的领头羊，继而又带动了许多实学派的官员家族和北方商贾成为其名下各个产业的配套供应链之一，各方由此开始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时至今日，京华名下的产业部门已然多不胜数，从军工到民生，亦或军民两用，京华几乎无不涉足，但又有所自制。
这种自制尤其难得，比如在一些仅仅涉及基础民生的产业上，京华明明可以依靠先发优势继续发展，但却被高务实下令分批变卖，将之分别交给多家民企自由竞争，而京华不做垄断。
这里头最著名的就是京华香皂——作为高务实发家的第一款重点产品，在万历二十年时，高务实就将香皂的基本配方公开，任由各地民企自行使用或研发新的香型、品类来互相竞争。这件事，包括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也是高务实能在士林民间免于许多指责的重要原因。
至于商业，如今回顾来看，“北洋海贸同盟”的成立算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会”，并不排斥和抑制内部竞争，但又对外保持为一个整体商业集团，使得其内部各家族、企业“对内收割”的镰刀被强力压制，而“对外收割”的力度则大幅增强。
这种模式如果放大到国家层面来看，有点像西方所谓的“重商主义”，即认为国家财富的累积体现为赚了国外多少贵金属货币。但是，西方各国的情况与大明不同，重商主义在他们那儿有严重的后果——重货币(贵金属)而轻实物往往会导致国内物价失控，然后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反过来遏制生产力的发展。[注：考虑到大家不爱看“论文”，我就不展开了。]
然而大明不同。大明乃至中国古代很多时期，往往都受困于一件事：生产力杠杠的，但是货币严重不足，确切的说是重金属货币严重不足。而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而言，非常、非常、非常有害。
货币不足带来的问题可不仅仅是交易不便，尤其是大规模、高价值交易很难完成这一点。货币不足会导致货币价值持续上升而百姓购买力不断下降，进而降低经济活力——举个例子，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有钱人很喜欢把银子、铜钱埋起来？除了“没有优秀的投资标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些“钱”就算放着也会越来越“值钱”，那你有多的钱当然就放着了，反正有得赚啊。
钱都被埋起来了，民间交易就更困难，贵金属货币价值又进一步升高，民间经济活力就越差，恶性循环停不下来了。而对于朝廷来说，这里的问题还要更严重。
为何中国古代的税收往往以实物为主？明明实物税收会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比如你征收一百万石粮食送到京师，光是运输途中就要折损好几成。可是历代朝廷难道都是傻子，看不到这一点吗？他们当然看得到，只是没办法在内部解决，因为中国的贵金属产量相较于实际生产力而言压根就不够啊，你内部怎么解决？点石成金吗？
海贸为何重要？大明的商品生产力太强但贵金属不足，而海贸就是把商品交换出去，去和海外那些生产力低下但是贵金属富余的地方做交易，把贵金属换回来，使得大明国内的经济达成“钱与货”之间的平衡。
这一平衡达成之后，只要高务实控制好力度，让国内处于极轻微的通货膨胀状态，埋银子和铜钱的人就会发现，现在埋钱不划算了，一百两银子埋一年就会亏1-2两，那怎么能行呢？必须把钱挖出来投入有赚头的行当！
于是，他们多半就会加入高务实创造的经济正循环体系之中，要么引进玉米番薯耐旱水稻提高产能，要么去搞京华的手工业配套生产，或者加入商业洪流去促进商品流通——管他怎样，反正都符合高务实的期望。
所以说，海贸确实是为了赚“钱”，但根子却不在于“钱”，而在于用这些“钱”来达成中国内部的经济平衡。高务实前世时看到过无数搞海贸的，却没看到几个点出问题关键的。现在，他自己实践了。
正因为这是一套整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变更，不是仅仅搞点银子回来那么简单，所以他才会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来铺垫和逐步推进。好在，目前看来一切顺利。
其三，军事强化：万历朝通过京营改制，一定程度上改革了军制，在京营即“中央军”层面强化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使得大明朝廷直属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巩固皇权的同时也让政局更加稳定。
前期，禁卫军这支精锐部队的建立，不仅提升了京畿附近的防御能力，同样也提高了对外威慑力和实际作战能力，这从灭元之战就能看得出来。
而对于边军或者说地方军，高务实早期无力干涉太多，只能从后勤军械等方面来为他们做“温补”。即便如此，各地边军的战斗力也明显出现了逐步提高的可喜形势。而到前不久高务实提出的甲种军、乙种军等分级军改计划，便是军事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体现。
军改的成果可就太多了，万历朝这些年安南定北援东征西，甚至还可以带上“平内”，哪一场仗敢说不是得益于军改的成功？
其四，文化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万历朝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科举制度虽然还有一大项目尚未完成，但高务实已经成功的给科举打了一个小小补丁：先搞了“十分制”，再给出一个“同分额外补充项”。
即现在科举实行计分制，十分为满分，考题与以往一样，都是名义上考四书五经，实际上主考四书，尤其是本经。高务实真正的补丁在于后面那个“同分额外补充项”，即如果两个考生或者多名考生都是同一个分数，比如说十分，那么就从“增考科目”中再比个高下。
什么增考科目呢？比如数学。这就是高务实加入的“增考”科目之一。不过高务实虽然加了几个增考科目，但每位考生在第一轮考试之中只能增考一门，除非出现主考与增考之后依旧同分的情况，否则不会再考第二轮——第二轮是继续增考一门，以此类推。
这个“科举补丁”的目的显而易见，士人们不能再如以往那样只会道德文章，因为各种“实际应用”类的增考科目将会决定你是否中试。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么做加重了士人之间的“内卷”，但高务实认为这种“内卷”是有益的。
原先的官员就算选拔出来，朝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长处，搞不好人家除了道德文章啥也不会，到了地方只能被吏员耍得团团转，到了中枢……干啥啥不行，党争第一名。而现在，官员的长处在朝廷眼里就明确多了，自然能更好的人尽其才。
除此之外，由于朝廷财政的改善，高务实拨出专款用于改善各级学校(明朝有这些，本书第一卷有介绍)的学舍和师资力量，这对于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寒门学子的教育普及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得大明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文人墨客层出不穷。
尤其是这些年的开疆拓土使得现在的文人墨客逐渐又有了盛唐时那种豪迈，“边疆文学”再次兴盛，“出海文学”由此产生，使得文化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五，外交拓展：在对外关系上，万历朝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部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扩大了大明朝的影响力。无论是土默特、鄂尔多斯部的封贡，东蒙古草原的克定，朝鲜的内附，西域的收复，都是“大明天威”的具体展现。
当然，南方那些过去时来时不来的朝贡国，因为高务实通过京华实际完成了对他们的控制，现在也都成了最规矩的藩属，严格按照朝廷的要求完成朝贡。
无论这其中的猫腻有多少，至少在朝廷看来——甚至在士林民间看来，现在的各朝贡国对“我天朝”简直是服服帖帖，绝不敢自行其是。正如京华诸报宣传的那样：“自古伟业之盛，莫过于此”。
其六，社会治理：其实所谓社会治理，根子就是吏制。万历朝在高务实就任户部尚书之后，在财政上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有效减少了地方官员的腐败现象，提高了各级衙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举个例子，现在地方衙门很多收入与开支都会受到户部派遣的专员进行审核，而这些专员都是“大户部改革”之后由户部从京华工匠学堂财务系雇佣而来，他们不是官员，甚至不是吏员，理论上和户部只有“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可以看做后世所谓的“第三方调查”，客观中立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高务实又考虑到这些人也可能被地方衙门收买，因此再打了个补丁加强内卷：如果某地衙门的财务已经通过审核，但后来被巡按御史发现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揪出问题，则前期派往调查的财务专员要承担责任。
财政清则吏制清，吏制清则天下清。高务实始终兼任户部尚书，就是希望通过长期在任给大明树立起规范，形成政策惯性。这样一来就算将来自己离任了，这些优化措施也不会马上人走茶凉，说没就没。
其七，科技创新：在科技方面，万历朝当然大有作为。高务实不仅是在京华内部，在朝廷、在民间也都极力鼓励科技创新和工艺改进，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军事等领域的技术进步。这个方面的具体成就太多太多，反倒不好一一例举了[注：主要是太多了，实在太占篇幅]。
其八，民生改善：这是普通百姓观感最为直接的方面。高务实当政之后，朝廷无论是对防灾、救灾、赈灾、灾后重建都极大的投入了力量，与过去那种不闻不问(没能力过问)强太多了，简直天渊之别。
另外，税法、水利、盐法等各种程度不一的改革，以及“荣勋”制度下让各地士绅主动修桥铺路等措施，最终也都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提高了民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了他们对朝廷的向心力。
其九，法制建设：汉朝之后的中国往往“儒皮法骨”，但“法治”始终得不到朝廷层面的正面认可，而高务实依靠自己“儒门正宗”的出身，以及“六首状元”的威名加持，敢于正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新增、修订和完善了许多法律制度，使得国家的治理更加规范和有序，减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其十，文明融合：在教派和文化方面，万历朝也有所作为，通过军事征服，经济和文化吸引等各种手段，完成了巨大的开疆拓土之功业，然后又以中国独有的兼收并蓄、文化包容促进了不同教派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既增强了大明全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同时又不放纵，将各种文明汇聚在汉文明这个主体之内——注意是之内，不是之下。
这“十全功业”共同构成了万历朝三十年来的中兴局面，使得大明朝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
随着西征的胜利，如今“十全功业”已成，确实到了封禅泰山，向天地、万民昭告中兴之时！
御驾出发之日，晨光初照，京城的街道上已是人山人海。百姓们穿戴节日的盛装，两手高高挥舞，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他们知道，今日所见，将是一生难忘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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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都没想到写个总结还挺难的￣□￣｜｜。自己查自己写的“资料”，这种感觉……很微妙。